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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特色

发布时间:2015-10-30 10:05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029-006

  民主与民生,既是中国人的理想目标也是现实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民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进步及民生发展,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绩效,而且在国际比较中,也凸现出我国民主体制的民生特色。

  一、民本、民权、民主与民生

  《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认为“民生”即人民的生计,只是与个人的勤奋相关的事情,这也是人们最早对民生的认识。孔孟等儒家思想家从民本主义价值观出发把人民的生计与国家的责任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由于物质需要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因此,百姓的生计是国家的根本,政府确保人们基本生活的责任是高于一切的,改善民生是治国的最高境界,而人们评判统治者主要取决于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的努力。由于儒家对保障人们基本需求的关注,使中国的统治者更倾向于相对平等的经济发展模式。

  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基本方面之一,其民生哲学是在传承儒家思想精华以及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在谈到其思想渊源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 60。孙中山将美国前总统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揭幕式上发表演说中提出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翻译成“民有、民治、民享”,指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是与 “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观相通的。他认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2] 394而且,他认为中国是极贫之国,三民主义必须以民生为归宿。他指出:“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3] 181“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3]177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他认为,如果民生问题专从经济范围入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先要从政治上着手。例如,他曾在演讲中讲到,中国自古就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很辛苦,但权利得不到保障,种的粮食却要被地主夺去大半,政府应该从政治上制定规范来保护农民。孙中山认为真正的民生主义是从民权出发的,而民权包括了人权、事权、物权三项基本权利,其中最基本的是“事权”。他提出共享事权的主张:即“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3]191。产生于近代中国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虽有民权内涵,但缺乏彻底的民主精神。例如,他主张民生主义不能以“农人革命”夺富人之田,只能以温和的“收买”政策来实行改良。1928年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将民权革命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批判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他说:“当民权革命发达到最高点(土地革命)的时候,你们发抖、你们动摇、你们叛变……”[4]800民主与民生,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两个领域,民生领域的革命是以民主革命为前提的。事实上,孙中山所主张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体现均贫富思想的民生主义宗旨必须通过彻底的民主革命来实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中国的民主与民生两大奋斗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25年毛泽东就曾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5]21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将孙中山的民生理想逐步予以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彻底的民生主义,而其实现的政治保障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制度。1937年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提出:“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6]368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构建起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开辟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民生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认为改善民生必须尊重人民群众在经济领域的自主选择,并且认为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1987年邓小平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7]252 1996年江泽民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与发展孙中山民生理想方面作出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志,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完成了他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他一生追求的振兴中华的目标,他所憧憬的一个现代化中国的美景,正在一步步地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8]594

  无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民本说民生、孙中山从民权求民生,还是中国共产党从民主谋民生,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价值观及实践层面对民生理想的不懈追求。同时,也说明民生目标的最终实现必须以民主的进步为基础。   二、中国的民主进步与民生发展

  “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这是中国民主观的集中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结论。”[9]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是否充分反映、实现、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生意愿、权利及权益作为衡量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中国的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才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断提高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绩效,凸现出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特色。胡锦涛曾经指出:“要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长效机制,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10]26

  (一)以权力下放式的民主改革为发展民生清除体制羁绊

  在计划经济理论数十年指导下建立的高度集权型的体制模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与进步的体制性羁绊。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11]327长期经济落后催生的民生需求成为推动中国体制变革的重要动力。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场以制度变迁为形式的分权化民主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主导下,权力在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有序转移的同时,也在由政府向企业、社会及市场分散,这不仅激发了地方、企业及社会的活力,而且正在推动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清除了体制性羁绊。

  (二)以民主立法为民生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最大限度地让人民自主决定自己的事务是民主的实质。满足民生需求不仅是让人民群众拥有经济上的自主权,而且要满足与民生需要相适应的政治需求。从政策科学的角度来讲,对政策接受性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吸纳公民参与的需求程度和分享决策权力的需求程度就越大。[12]32鼓励普通公民参与人大立法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民主立法的宗旨,而且也是推进与民生相关的法律顺利实施的重要步骤。近些年来,各级人大注重将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全民的意见,不仅提高了人大立法质量,而且使他们有了直接表达诉求的机会。为了进一步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为公民对法律草案发表意见提供便利,2008年4月以后,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就十一届全国人大以来公布的40件法律草案(不含2012年7月6日公布的预算法等4部法律草案),共有144522人(次)在中国人大网提出共742926条意见。特别是那些关系民生的重要法律草案,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征集到的意见数排在前8位的法律草案分别是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237684条)、资产评估法草案(156122条)、车船税法草案(97295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80953条)、社会保险法草案二审稿(68208条)、食品安全法草案(9604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8030 条)、刑法修正案草案(7848条)。这8件法律草案征集到的意见占40件法律草案征集到意见总数的89.6%。[13]当前要进一步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

  (三)以社会参与制度整合民生发展力量

  民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且需要通过社会参与制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改革开放以来,党外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海外侨胞、归侨侨眷以及数量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在制定社会政策、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拓展就业渠道、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教育卫生事业以及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在政治上支持、鼓励其服务民生的行为,不断拓展发挥其职能的民主渠道,形成民生建设的整体合力。当前要在政策上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进一步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规范与引导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民生建设上的公益性功能。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14]129为了增强政治团结,拓展民主参与渠道,在2012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中要求各级人大中党外人大代表不少于35%,党外人大常委不少于30%。各级政协中党外政协委员不少于60%,党外政协常委不少于65%,党外政协副主席不少于50%。

  (四)以协商对话制度维护民生利益的共享性

  民生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须以民主体制为前提,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协商对话过程。改革开放不仅要从发展的有效性来扩大人民群众的民生利益,而且要从发展的共享性来维护人民群众的民生利益。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中要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需要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同时,要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除了政权机关、人民政协的协商渠道之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已经在更大的政治领域得以运用。听证制度是我国行政机关在直接涉及公民或公民群体利益的公共决策时,听取利害相关方、社会各界及有关专家的意见以实现善治的一种规范性程序设计。利害相关方通过参与行政程序的过程,对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说明自己的利益受影响的程度,使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进行理性的裁量,确保各方利益的平衡性及共享性,同时让利害关系人有机会了解行政机关制定公共决策的过程,从而实现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有效监督。为了解决基层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民生矛盾与问题,一些基层政府在实践中设计出类似民主恳谈会的形式,为利害相关方广开言路,实现平等交流,就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达成共识,制定兼顾多方利益的政策。   (五)以问责制、监察制、纠错制为公民保障民生权益提供途径

  政府是改善民生的策划者与推动者,在民生建设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但围绕民生建设的任何政府行为,必须以人民群众为出发点,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强调要对政府及行政官员的行为和业绩进行监督,接受来自上级和选民的评判,乃至罢免和起诉。该项制度安排经过长期的演变,日臻成熟和完善,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2009年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总则第三条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众、依法有序的原则。我国公民还可以通过行政监察来保障自身的民生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督法》总则第6条规定:“监察工作应当依靠群众。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公民对于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在回应民愿基础上建立的快速有效的纠错制度可以及时控制政府不合理施政的影响,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15]29

  三、比较视野中的民主与民生

  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注重实际效果的,即使一些国家按照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特征的民主标准建立起民主体制,也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满足民生需求等方面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民主的成果,徒有其表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民主相对于西方式民主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其特殊的民主特色。近现代西方民主理论以西方自由主义作为衡量民主的重要价值标准,并不注重民主的实际成果。以萨托利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观认为,现代民主主义晚于自由主义,因而它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尤其是个人的政治自由基础之上的。萨托利指出:对于西方文明来说,“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16]444,“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16]445。社会主义民主是“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民主”[16]437,是“极权主义民主”[16]444。正是由于萨托利民主观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他不惜自相矛盾地攻击林肯关于民主的定义。他在《民主新论》中明确指出:“政府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这样的原则时,才有民主制度存在。”[16]38但在下文中他又贬低体现林肯“民享”观的共产党国家实行的是一种专政制度。他说:“只有第三个因素‘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民享)是不含糊的,‘民享’明确地是指为了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福祉。但过去有许多政权从不自称民主制度,却宣布自己是‘民享’的政府。今天,共产党的专政制度自称民主,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16]38并且,他还在这段话的注释中说明:“大概‘民享’在林肯看来只是一种说法,并不具有定义的特征。”[16]42

  2012年年初,当金融、经济危机进入第5个年头时,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在答记者问说:“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17]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直接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源,他说:“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17]。如果西方民主只让少数人发大财而不会给多数人带来幸福,这种民主是合法的吗?一直在向全世界输出民主的西方国家,却在自身的民主框架下孕育出仅为少数人或个别集团自私谋利的金融体系,目前仍然深陷危机之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对法国《论坛报》记者说:“选举改变不了什么。……在这个逐渐衰落的制度面前,政客们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无论身在哪个阵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假装还控制着局面。”[17]曾因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近年来也对西方民主政体质疑。《纽约时报》2012年4月22日发表的文章指出:“他(福山)的研究引导他针对美国当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18]与西方国家为少数人谋利且缺乏效率的民主体制形成反差,中国的民主体制不仅始终在为多数人谋利而且是十分有效的,这也是中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仍能在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经济较快增速的重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接受法国《快报》杂志专访时评论说,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40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19]邓小平在概括我国的体制优势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7]240中国政治体制的有效性确保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及有效的执行,为实现中国的民生绩效奠定了基础。2013年7月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治理》杂志(Governance)上发表题为《什么是治理》的文章中,对西方民主与善政进行了区分,让西方思想接受了一种新的可能:对于善政而言,西方民主既不是必要、也不是充分条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指出:“否认中国存在‘善政’是非常愚蠢的。”[20]

  西班牙独立记者托马斯?芒廷针对西方向非洲输出的民主,探讨了对于非洲“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的问题,他指出:“如果问一问大多数的非洲人,他们希望领导者为其做些什么,他们的回答一定是:充足的食物、饮用水、一个栖身之所、享受医疗和教育。”“在非洲,穷人占大多数。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那就算不上民主国家。如果选举就意味着民主,数百万生病的人和饥饿的儿童都被当作交易的对象,那么厄立特里亚人一定会告诉你:收起你的民主吧。”“他们想把奴隶主的民主输出到非洲吗?至少在厄立特里亚,‘我们人民’知道想要什么,也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那就是从最需要的人开始,急人民之所急。”[21]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人民群众期望中国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民愿诉求。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数亿人口的脱贫,而与此同时,所有实行西方民主的新、老国家的脱贫人口远不及中国。没有中国这些年来在减贫方面的卓越表现,全世界的减贫成就就不值一提。2013年10月1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格林斯潘在“2013全球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对实现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全球减贫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从1999年至2009年,生活在此贫困线下的中国居民从4.46亿下降到1.6亿。(1)而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国,并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在欧美国家,有不少人不理解为什么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一党制还能够继续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内森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被中国人支持并继续掌握政权有六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列第一位的原因是:“对大多数民众来说,过去20年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2012年的调查显示,70%的中国人认为过去5年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如果经济运转良好,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就会支持他们的政府。”[22]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党,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选择的这个新方向使共产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物质生活条件如此根本性的改善。”[23]事实证明,能够实现民愿的体制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   中印对比一直是国际上的热门话题,西方习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好印度而贬低中国,内心里藏着一个迫切的愿望:印度是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印度一定能够在经济成就上超越中国,从而证明他们所讲的民主确实是普世价值观和最好的政治制度。2013年2月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说:“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中国的政治体制显然不是对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等民愿不管不顾的政治体制,西方以意识形态而不是实际效果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标准,是僵化而缺乏务实精神的。

  注释:

  (1)2013年10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2013全球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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