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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发布时间:2017-05-17 13:50

  摘要本文重点讨论了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形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红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红利有利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通过三条路径显著地影响中国工业化: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②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一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③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其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的角度本文还发现了更细致的结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而且通过劳动供给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渠道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通过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未来人口结构面临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人口红利预期将持续下降。依据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将带来旧有的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应当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挖掘大国人才优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推动依赖高投入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关键词人口红利;工业化;劳动报酬;资本形成


  中图分类号F4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9-002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9.0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人口红利成为阐释中国增长之谜的重要源泉,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工业化快速推进,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当前对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老龄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多期人口政策作用下的人口红利演变将通过什么路径影响中国工业化,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虽然理论界对人口红利与工业化的影响机制讨论相对较少,但许多学者认为人口红利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两个方面影响了经济增长。有学者研究认为,抚养负担降低可以促进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带来了充裕的劳动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还有一些学者立足生命周期学说,认为社会抚养比上升将会提高消费需求,削弱储蓄能力。但是一些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或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呈正相关,这与生命周期假说正好相反。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生命周期假说忽略了人口转变的内生性,他们通过跨国数据讨论了不同收入阶段,少儿、老人抚养比的变迁对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的差异。另外,许多学者认为人口结构内生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些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人口结构形成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结构的演变,我们发现中国人口红利难以单纯用经济因素解释,需要对特定的人口政策与历史制度背景进行考察。当前中国放开二孩政策也将与改革开放前后的人口政策共同影响未来的人口结构。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是本文研究的主题。文章比较系统、规范地分析了人口红利与工业化的关系,并且从区域的角度得出更为细致的结论;并运用SEM(结构方程)模型对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机制进行挖掘,比较了不同路径的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


  1中国人口红利形成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49—1979年,从整体来看我国人口政策较为宽松,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批判“节制生育”的思想。这一阶段在低收入水平下,我国保持了较高的生育水平。第二个阶段是1980—2012年,我国采取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两阶段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改革開放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而少儿抚养比显著下降的局面。2013年以后,生育政策逐步调整,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遗产继续发挥作用,我国人口红利预期将有显著下降的趋势。


  1.11949—1979年中国人口政策与人口结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对人口问题整体上是持乐观态度的。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1949—1952年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人口取得了恢复性增长。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全国人口达到60194万人。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人口迅速增长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为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保障;另一种观点则对人口过多产生了忧虑。马寅初提出人口增加过快可能会带来资金积累困难、阻碍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利于工业原材料供给等问题,较为系统的提出了节制生育的观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之后,引起了理论界广泛争论。随着反右斗争不断扩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节制人口的思想一度成为理论禁区。


  在这一时期,我国虽然收入水平比较低,但是推行了“平均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维系了低水平的温饱,确保了较高生育率。1953—1957年,我国经历了建国后的首个生育高峰,5年平均出生率达到34.7‰。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显著下降,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1958年的“大跃进”冲击了正常的经济秩序,1960、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新中国生育进入低谷。但是随着1962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元气,人口又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1962年达到37.01‰,1963则为43.37‰。此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1962—1973年12年中国共出生人口31790万人,除去死亡净增23891万人(相关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测算)。这一时期新增的人口,改革开放后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


  毛泽东同志对当时中国人口总的认识是,“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随着中国人口突破8亿大关,我国开始逐步重视人口控制。1973年发布《关于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通知》,批准恢复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毛泽东同志还在《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逐步认识到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但由于当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1.2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政策的变化与人口红利的形成(1980—2012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够生三胎”。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将带来个人经济利益的损失,还事关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例如铜仁地区计生委、统计局共同组织213人,对199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进行抽样调查考核结果,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六个县的综合评奖资格。


  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变化促使中国形成了较大的人口红利。我国1949—1979年平均出生率达到30.8‰,新增人口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形成了我国充足劳动力供给格局。1979—2012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则显著降低了少儿抚养比,带来了社会抚养比的显著下降。在两个政策共同作用下,中国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陆续超过美国、俄罗斯、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差距也不断拉大(见表1)。


  1.3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及对人口红利的影响(2013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严格的一孩生育政策有所调整,一些省份陆续放开“双独”夫妻二胎政策。2013年之后我国加大了人口政策的调整力度,启动了“单独”夫妻二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2016年1月1日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正式落地。


  未来人口结构将面临着三期政策“叠加效应”的冲击,一方面19538—1957年、1962—1972年两次生育高峰新增的人口将在未来20年陆续进入老年人口行列。另一方面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新增人口在带来较低少儿抚养比的同时,也会导致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显著下降。另外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预期不仅将加重少儿抚养比,而且会降低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参与。在三期人口政策叠加影响下,人口红利未来预期将显著下降。中国人口红利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2“人口红利”與工业化的实证研究


  2.1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刻画工业化的代理变量,用Y表示。依照学术界多数的做法,将15—64岁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代表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来表示“人口红利”,用L表示。实际估计过程中,考虑到工业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即前期对当期特征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将工业化的一期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构建动态面板基准模型如下:


  本文实证部分的数据来源如下: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产业结构数据、对外贸易数据与公路里程数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将重庆市与四川省进行合并,同时排除了较早完成工业化的直辖市北京、上海,以及具有极端特征的海南和西藏。最终数据包括1991—2012年26个省市的共22年数据。


  2.2估计结果


  2.2.1人口红利与工业化的关系


  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模型中的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方法估计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作为对比,同时给出静态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种估计方法均一致表明人口红利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残差差分项的序列相关性的一阶差分AR(1)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二阶差分AR(2)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有效,而Sargan检验均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从而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证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且有效,说明估计结果是可信的。其他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化也具有推动作用,与预期一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区域中人口红利对于工业化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2.2.2分区域考察


  表3是分区域考察的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东部与人口红利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西部地区与人口红利的交叉项显著为正。残差差分项的序列相关性的一阶差分AR(1)均在5%的水平及以上显著,而二阶差分AR(2)均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有效,而Sargan检验均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从而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证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且有效,说明估计结果是可信的。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小于其它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大于其它地区。


  2.2.3稳健性检验


  我们利用少儿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另一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给出估计结果),结果发现,少儿抚养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同时模型通过各种检验。进一步加入区域变量的交叉项、控制变量后,也与预期基本一致,说明我们的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从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口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进一步从区域结构来看,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更强,而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影响较弱。人口红利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中国工业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机制分析


  3.1模型选择


  我们构建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结构方程模型(SEM),以期讨论其影响机制。结构方程模型较之于普通的单方程模型优势在于,后者仅包括单环节的因果结构,而结构方程模型则可以容纳更多环节的因果结构,且能够对多环节因果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借鉴已有文献,我们认为一方面人口红利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劳动力进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维系了中国的“低价工业化”;第三,人口红利的存在,意味着总人口抚养比较低,从而形成较高的家庭储蓄率促进资本形成,有利于维持中国工业化的高投入。综上所述,我们假设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存在三种机制:


  H1: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直接作用工业化


  其中,Y,C,R分别代表工业化、资本形成和劳动报酬,L代表人口红利,X代表人口红利和区域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方程(3)、(4)、(5)分别为工业化方程、资本形成方程和劳动报酬方程。在实际估计中为了降低异方差带来的影响,这些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3.2实证估计


  表4模型20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路径的实证结果,我们提出的三种影响机制假说均得到了证实。一方面人口红利直接影响工业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排除压低劳动成本与提高资本形成之外,劳动人口比重增加仍将直接显著促进工业化。从模型20中我们还能对另外两种机制进行分析。从劳动成本方程中,我们发现人口红利显著为负的影响劳动报酬,表明人口红利越高,将导致劳动成本越低。从工业化方程中,我们还能发现劳动报酬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较低的劳动报酬将显著的促进工业化。以上两个方程表明,人口红利将通过压低劳动报酬显著的影响工业化。类似地,同时考察模型20中的工业化方程与资本形成方程,我们也可以发现人口红利将通过资本形成显著促进工业化推进。


  表4是根据本文使用的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对各影响机制路径的作用进行比较,在上述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依据三条影响路径对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总效应进行分解,将其进一步分解为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直接促进工业化的直接效应和通过增加资本形成和压低劳动报酬促进工业化的效应的间接效应。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20的影响效应的分解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直接效应为0.607,间接效应为0.702,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达到53.7%。人口红利通过劳动成本渠道影响工业化的力度将近占整个间接效应的89%,总效应的47.7%;而人口红利通过影响资本形成机制对工业化的影响占间接效应的不到12%,仅占总效应的7.8%。综上所述,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是人口红利促进工业化的主要途径。


  进一步分区域进行估计。表5中的模型21、22的分解分别汇报了东、西部地区与其它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影响的对比差异。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直接作用低于其它地区,从间接影响路径来看,东部地区通过资本形成路径的影响高于其它地区。而从西部地区来看,人口红利无论是从直接效应还是通过压低劳动报酬的间接路径对工业化的影响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4结论与政策啟示


  研究表明,人口红利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不断推进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变化形成了加世纪90年代以来巨大的人口红利,而人口红利通过三种路径显著的影响了工业化的快速推进。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时期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者行列,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动了工业化进程。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大量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条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③工业化推进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本文的研究也证明,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的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通过这条途径促进工业化的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结构来看,我们还可以得出更为细致的结论,经济实力雄厚的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小于其它地区,但是通过资本形成路径的影响则显著大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明显大于其它地区,而且其直接效应与压低劳动报酬的间接效应的影响力度也明显大于其他地区。


  在三期人口政策叠加作用下,人口红利在未来20年内的下降趋势难以遏制。结合本文实证研究,认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支撑工业化的充裕劳动力供给、低廉劳动力成本、较高资本形成优势都将受到严峻挑战,中国旧有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在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要避免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带来第二产业的迅速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滑坡。“十三五”是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攻坚阶段,如何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挑战?认为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下降一方面将降低劳动供给直接影响工业化,另一方面将提升劳动力成本,影响“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在旧有人口红利下降难以避免的背景下,未来应当一方面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等智能装备制造,积极应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中国制造”的冲击;另一方面应当挖掘我国作为人才大国的二次人口红利,提高工业附加值,积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应对低端劳动力报酬上升的趋势。


  第二,中国较高的人口红利还通过高储蓄带来了较高的资本形成,维系了依赖投资的第二产业发展。随着人口红利的下降,依赖投资为主的工业化模式受到冲击。未来一方面应当改变旧有的粗放型投资方式,有效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应当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促使工业增长动力由资本推动向技术驱动转换,以应对投资下降。


  第三,东部地区整体来说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实证结果也证明,人口红利下降对东部工业化冲击小于其他地区。但随着人口红利下降,东部地区旧有的高资本投入发展模式将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人力资本与科技水平较高,未来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转变工业发展方式。


  第四,西部地区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较为艰巨。实证结果也表明,人口红利下降将对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带来严峻的挑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继续利用劳动成本较低的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作者:董香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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