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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演变问题对策影响论文(共4篇)

发布时间:2017-06-26 17:04

 

 第1篇:人口红利的衰退对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


  一、河南省人口红利的发展现状


  1998年,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与杰佛瑞·威廉森首次提出“人口红利”这一理论,他们认为1965至1990年东亚经济的增长,有至多三分之一要归功于“人口红利”。随后这一理论逐渐在经济学界广为流传。简单地说,“人口红利”是指当一国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社会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社会抚养负担较轻,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将会形成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人口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学术界将之称为“人口红利”或者“人口机会窗口期”。在判断某一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时,习惯上采用社会总抚养比这一指标进行衡量人口红利,社会总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4-65人口数。在此我们仍然使用社会总抚养比来衡量河南省人口红利的现状。


  从2016年河南省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河南省社会总抚养比系数从2006年开始下降,由40.5%下降到2009年的39.1%,少儿抚养系数从2006年的20.8%下降到2009年的19.3%,社会负担减小,河南省进入人口红利期。但从2010年开始,河南省社会总抚养比迅速上升,从2010的41.6%上升到2015年的44.6%,尽管少儿抚养比系数无明显变化,但老年抚养系数却是由11.8%上升到13.9%,河南省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二、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值占工业总值比重大


  据河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2000年,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为3011.83亿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59.6%,2015年河南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产值为34938.24億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71.5%,2000年到2015年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河南省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扩大,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二)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小


  河南省地处内陆,不具备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在吸引外资,技术支持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劣势,因而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多聚于产业价值链发展的低端,具有技术操作性低,附加值小的特点,不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且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些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例如印度,越南,随着他们国内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开始逐渐抢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导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受阻,河南省也不例外,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三)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遭遇瓶颈


  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缺乏大型重工业在省内的发展,资本积累十分缓慢,又缺乏其他发达地区的产业氛围和配套能力,造成河南省的整个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而且由于省内名牌大学的稀缺,全省只有一所211大学,无985大学,人才培养上滞后于国内其他地区,有时还会受到其他地区的不良竞争。综合来看,河南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瓶颈。


  三、人口红利的衰退对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的分析


  人口红利的衰退对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适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价格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总量下滑,倒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等。


  (一)河南省劳动力供给不足


  河南省人口红利的衰退,造成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有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劳动者对择业的选择余地变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遍出现了“用工荒,留工难”的现象。而随着河南省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演变,社会负担变重,河南省逐渐丧失了大量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


  (二)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


  河南省拥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换句话来讲,即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劳动力成本低,意味着河南省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其他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地区生产的同质产品相比,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但随着河南省人口红利衰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下降,而为了保持产业的利润不变,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把用工成本的增加转嫁到商品的价格上面,商品价格上涨,必然导致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影响商品的销售。而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多用于出口,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导致产品出口总量急剧下滑,出口总值明显下降。


  (三)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


  在河南省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较大比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又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据河南省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工业增加值为40160.01亿元,比去年增长8.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286.30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9055.44亿元,增长7.5%,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6818.27亿元,增长9.9%。从产业比例来看,第二产业仍然是全省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高。然而随着河南省人口红利的衰退,工业生产中的低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到阻碍。这造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不加速转型。


  四、在人口红利衰退下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应对措施


  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来避免人口红利衰退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的不良影响:


  (一)鼓励生育


  现在人口生育政策正在做渐进式的调整。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令(2015修改)提要中规定,“从2016年元旦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此来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之前的二胎政策还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是独生子女,或者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的,但现在就无此类的限制条件了,全面放开。河南省也实施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新政策将会促进河南省生育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老龄化过程中的劳动力缺口。最起码会在心理上缓解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荒”、“招工难”的恐惧。


  (二)提高劳动力素质


  尽管“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已提出多年,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河南省的教育投入更是偏低。河南省没有一所985工程大学,其他高校也较少,河南省对人才的需求远远高于供给。河南省的教育体制中注重应试教育,忽视职业教育,导致河南省人才市场上严重缺乏熟练技工,而普通大学毕业生又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在河南省的教育过程中,要重视职业教育,增加对职业培训的费用。河南省应该注意把教育和社会结合在一起,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实现人才在市场中的价值。在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人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三)提高产业生产率,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应对“人口红利”衰退的有效途径是提高产业生产率。提高产业的生产率,需要突破传统的产业发展方式,进行创意产业集聚式发展。创意产业集聚式发展是传统产业发展方式的改造和升级,实现产业价值的增值。创意产业本身兼具高附加、高增值等特征,对周边传统产业的生产率,创新力和高附加值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


  据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依靠劳动力禀赋使产品具有低价格的优势始终不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好方法,而提升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含金量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而随着人口红利的衰退,产品在市场中竞争力的迅速下降,倒逼企业不得不进行技术和质量的创新,以此来挽回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企业应该抓住此机遇期,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树立产品在消费者中的良好口碑。同时政府应该对产品质量好的企业进行表彰和补贴,对质量差的企业坚决进行纠正,来促进企业市场上的良好风气。


  作者:卢桂鲜

  第2篇:新人口红利视阈下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劳动力成本上升,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原材料供应的时代已经终结,旧人口红利基础上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已失去了比较优势,发展资本密集产业是必然出路,这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我国产业工人主力军的农民工如何适应转型企业需要,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笔者通过对近五年的农民工职业培训经济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并展开分析,试图探求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现实情况。


  一、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现状及问题解析


  (一)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步失去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增加352万人,上升1.3%。2011至2014年農民工总量分别为25278万人、26261万人、26894、27395万人,增速分别为4.4%、3.9%、2.4%、1.9%、1.3%,见图1。自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加而增速下降趋势明显[1]。


  农民工总量增速下降说明我国旧有的人口红利正逐步失去,既往的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失去。我国原有的计生政策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产业工人主力的80后、90后、甚至即将崛起的00后,多为独生子女,随着学历教育的普及扩大,也使得新一代农民工逐步追求技能和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岗位,而简单重复性的劳动密集性的工作更多由老一代农民工在坚守。


  随着原有的人口红利优势退去,我国正经历由廉价劳动力和技工红利向高级技工和专业人才转换的过程,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新人口红利说即一国发展过程中存在旧人口红利的替代过程[2]。


  (二)农民工参与培训总量小幅增加,参训率仍然偏低


  开展职业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需要,为企业和社会输送技能型劳动力,农民工是职业培训的主要对象。国家积极推动农民工职业培训,开展层次多样的职业培训并进行财政补贴以鼓励和刺激更多的农民工参与培训。


  据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至2015年全国组织职业培训分别为2200万人、2049万人、2049万人、1935万人、1908万人,其中农民工培训人数分别为1080万人、883万人、938.4万人、1069万人、967万人,可以看出无论各类职业培训总数还是农民工参训人数均呈现双下降趋势。


  参训农民工占比职业培训数自2011年以来一直保持在40%以上,2012年最低为43.09%,2014年逐步上升到55.25%,说明农民工仍是我国职业培训的主要对象。但是从参训农民工占比农民工总数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参训比率仍然偏低,最高只有2011年的4.27%,且自2011年以来不升反降。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工作虽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仍任重而道远,需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农民工参训率下降未能和社会转型需要相对应,无法有效满足转型升级企业对产业工人的高技能和专业性要求,长此以往必然会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


  (三)职业资格证书通过率小幅下降,但是中高级技师通过率逐年递增


  如图4所示,通过对近五年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发现参与职业技能鉴定的人数逐年递增,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参与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考试的重要性,对其未来就业、上岗都具有帮助作用。但是从职业资格证书通过率来看,通过率呈小幅下降趋势。同时,中高级技师近年通过人数逐步上升,由2011年的年35.8万人上升到2015年的年55.31万人,但是从中高级技术人才占整体技术人才的比例来看,最高仅为2014年的4.01%,说明目前全国开展的各种职业培训仍以初中级技工为主,中高级技师培训开展较少[3]。


  二、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积极对策


  (一)完善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政策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有关农民工培训实施的政策有《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印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的通知》《关于印发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的通知》以及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的相关实施办法,这构成了我国农民工就业培训的政策法规体系[4]。


  上述文件虽然一定程度上对推动我国农民工培训起到积极引导作用,但是这些文件属于规章制度,其法律效力低于法律。而由各级地方政府颁布的农民工实施就业培训实施办法仅停留在规范性文件的层次,法律地位同样不高,这降低了农民工职业培训应有的法律地位,削弱了法律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的保护力度,不利于该项工作的开展。因此必须尽快对农民工职业培训进行立法,纳入我国的法律框架体系,运用法律强制性来引导、规范和约束农民工培训,使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5]。


  (二)加快实现农民工职业培训资金投入多元化


  目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参训率仍然偏低,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开展农民工培训,同时引入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的力量,共同推动农民工培训工作顺利进行[6]。


  开展农民工培训,企业也是直接受益者,有义务为其出资出力。目前,企业对内部工人培训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一线员工流动性较大,其投资回报外溢现象频发。可以学习日本建立“培训~工作合同”,同时政府部门对企业因参与农民工职业培训而进行的设备和资金投入予以税收方面的减免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加入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中来。


  社會资金也是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投资者,应鼓励更多的社会团体、机构加入进来。农民工处于社会阶层的底层,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弱势群体特征明显,农民工职业培训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社会各类公益组织和慈善机构应积极投入,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扶持和帮助。


  农民工个人更是最直接受益人,因而要积极引导农民工对自我进行投资。唯有自身价值增加才能提高工资报酬,而对自我投资最优途径就是投资学习,农民工学历层次普遍偏低,参加职业培训无疑是投资短见效快的主要学习渠道。积极培养农民工主动自我投资意识,摒弃“坐等要”的惯性惰性思维。


  (三)加大中高级技师培训力度,提升人才技能结构层次


  我国目前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偏重初中级技工培训,高级以上技能培训市场空间巨大。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大量的初、中级技工,可以通过提升他们的技能培训,来提高高级以上技工比例,优化我国职业资格不平衡的问题。相关培训机构要提升自身的师资水平、培训内容、设施设备。政府部门也应对取得高级以上技工进行更高奖励,给予培训机构相应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政策等支持,以鼓励更多培训机构和社会团体加入。


  作者:周丽婷等

  第3篇:人口红利的萎缩加速数字营销转型


  根据《百度发布的移动趋势报告》,智能手机市场增量从2010年的150%降到2018年的4%,同时手机市场的竞争也从传统的“广告+线上+旗舰店”的模式变成了线下厮杀。同时我们还看到,在人声鼎沸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上,那些以00后为主要消费人群的创业公司更替是最快的。对于以上现象,财经媒体喜欢将它概括为泡沫的破灭或者美元加息引起的热钱外流。但换个角度,或许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80后为2.28亿人,90后为1.74亿人,00后为1.46亿人。另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人口增长率还会继续下降,我们将在13年后迎来中国的人口最高峰14.5亿,之后逐年下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从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转型成为一个存量市场,而在中国做市场做营销的我们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应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存量市场。


  当市场还是增量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拥有巨大人口基数的国家,任何企业只要能抓住一个机会都有可能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以智能手机为例,现在中国排名前五的品牌,10年前大多不是不存在,就是还没有涉足个人移动通讯领域。他们的成功一方面源于企业的努力,另一方面就像之前的风口理论一样,这些企业站在了人口红利这个大风口上,又赶上了3G、4G两阵强风。他们无需将精力放在你死我活的企业竞争中,而只要专注做好自己,不断膨胀的消费者基数就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


  这就要讨论一个问题,从传播角度来讲,对于增量市场的营销传播和对于存量市场的传播有何不同。刚入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也和我一样被领导或者客户教导过,方案一定要有一个叫“方法论”的东西,特别是当自己还是小白或者不是很自信的时候,我们常常祭出AIDMA(注意-兴趣-需求-记忆-行动)或者AISAS(注意-兴趣-搜索-行动-分享)来分析用户行为。我们通常认为,只要按照这一流程布置好自己的创意和传播资源,消费者就会乖乖地跟着我们走。然而,越来越多的营销人发现,这么多年我们的逻辑没有变化,但是这套逻辑的转化效率却在不断降低。为了获得市场,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钱花在消费者关注度的获取上,以便让自己的漏斗里流进更多消费者,最后成了企业为媒体、自媒体、电商打工。


  很多人认为是网络媒体的爆炸和自媒体的兴起分散了消费者的注意力。如果从媒介影响力角度来看,这个推论是正确的,但结合文章开头的数据,问题的根本可能是我们用了增量市场的营销方式去解决存量市场的问题。在增量市场逻辑下,无论是古老的AIDMA还是加入了社交元素的AISAS,从根本上都还是消费者需求的拉动。在人口红利丰富的年代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消费者不断地增多,只要不断捕捉新生代消费者的需求并满足他们就可以获得成功。但记住这一切的假设都建立在市场上有越来越多、消费能力越来越强的消费者不断产生的基础上。然而根据文章开始的数据,从80后开始,中国的人口增长呈递减趋势,80后甚至有可能接近10后两倍之多,虽然00后10后可能有着更超前的消费观,但是面对80、90后的人口基数优势以及更为成熟的经济基础,似乎增量市场的重要程度正在逐渐降低。


  如果存量市场如此重要,那么就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中国存量市场的特性。首先是庞大的基数,中国虽然人口增长呈现放缓的趋势,但是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存量市场依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市场。其次是需求细分,以手机为例,中国市场智能手機保有量接近10亿台,同时每个使用者的身份、工作、使用场景又千差万别,每个人对手机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最后是决策的短链性,除了部分价格极高的产品,大部分消费者都对要购买的产品有着多次购买经验,因此用户的需求无需培养,决策周期自然也变得更短。以2016年的双十一为例,天猫淘宝平台完成第一个100亿销量仅用了6分58秒。


  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存量市场的消费者决策极大地简化为:需求产生——建立偏好——需求满足(购买)。这一模型同传统的消费者行为学模型最大的区别在于,消费者的需求如何产生。根据传统观念,消费者的需求是被营销行为刺激产生的,而在存量市场,消费者的行为是由客观需要催生的。“我需要换部手机”、“我需要换辆车”成为了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发起动因。


  在这一逻辑下,营销人的主要工作就由需求的培养变为需求的捕捉。如果说需求的培养还能通过资深创意人士的洞察乃至灵感挖掘,那么需求的捕捉就不得不依靠数字营销技术才能得以实现。未来的营销将越来越技术化,谁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消费者需求,并通过针对性的创意触及到他们,谁就有可能获得这一单生意。


  存量市场时代的来临,也就意味着数字化营销彻底颠覆传统营销观念的时代的到来。存量时代的数字营销将呈现如下趋势和技术特征:


  1.实时动态调研


  当我们将用户需求培养的思路转化为用户需求捕捉的时候,传统的定量定性调研在时效性上的缺陷就更加明显了。举一个实例,几年前某国内知名电脑厂商将发布其最高端笔记本电脑的第三代产品。这款产品主打可360度翻转,历史的调研也显示了消费者对于该产品的翻转特性有了一定认知。然而在发布前,由于竞争对手全面升级了其在轻薄市场的笔记本型号,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一轮主打轻薄的高强度市场推广。同时在大量媒体报道中,将这款新品与国内厂商该系列上一代产品在轻薄程度进行了多次对比。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紧急启动了数据调研,在社交网络抓取了过去一个月内用户讨论该产品的13万条评论,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语义分析。我们发现用户对于该系列产品轻薄特性的无提及认知达到20%,远超过之前领先的可翻转特性。该企业顺势调整了这一轮新品上市的主题,在认知度上该产品大幅超越了上一代。在这个案例中,竞品明星产品的发布极大地刺激了用户对于轻薄产品的需求,消费者此时此刻开始希望买一台更轻薄的产品,只有更高效的消费者洞察才能发现这一趋势。


  2.用户决定创意


  存量市场的用户在关注产品有多好的同时,更加关注这款产品有多适合自己,或者说拟推送给自己的信息和自己的相关性。去年某高端护肤品在京东进行年度促销的时候,就巧妙地利用了用户社交信息传递的“好恶”制定了宣传创意。他们发现购买自己产品的用户可能分为3类人:产品功效党、打折降价控、代言人死忠粉丝。该品牌联合京东及微信,针对3类人群制定了3套不同的创意,分别通过产品功效、降价信息、代言人形象进行了投放,转化率远高于传统投放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讲,使用户的需求得到了尊重和满足。


  3.效果反推资源


  传统的传播项目中,在项目伊始就已经根据预算分配好了各个内容匹配的传播资源。常常是在项目完成后才发现其中的某一个素材获得的互动和反馈远超同期素材的平均水平。然而由于传播项目已经结束,这条发现往往只能躺在传播报告“亮点”那一页指导下次传播。然而在存量市场,你需要的仅仅是通过“讨好”用户的内容与其进行沟通,同时技术的发展也能够让我们全盘监控传播素材的用户反馈。2016年某知名中国媒体在Facebook进行美国市场的海外推广,准备了十几条素材同步进行粉丝投放,起初每一个follow的转化成本约为1美元,而当发布一条讲述纹身中文符号含义的广告贴文后,用户follow的转化成本突然降至1人民币,仅为其他素材的1/6,该媒体果断改变投放策略,将费用大幅向该推广素材倾斜,最终超额完成KPI。数字化传播模糊了广告与公关的界限,很多DSP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传播领域。


  4.传播链路可视


  刚刚提到了效果反推资源,进一步思考,能够反推资源分配的除了效果还有传播链路的效率。更高效的传播渠道将带来更高的到达率,甚至是转化率。然而在过去,对于传播效果的考量只能通过事后的点击率来追踪。但是点击率统计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滞后性,一个是无法追踪转发。时至今日随着社交媒体技术端口的开放,传播内容的传播链路已经能被追踪,一些技术先进的平台甚至能做到实时显示信息的传递路径。以一家叫仟传网络的技术公司为例,他们已经能够实时显示一条信息由谁发布,通过哪个关键人的转发后被哪个粉丝量巨大KOL阅读并二次转发。通过这一可视系统,我们可以随时关注信息的传递路径,并不断发现新的KOL从而优化传播路径。


  作者:朴健

  第4篇: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人口红利成为阐释中国增长之谜的重要源泉,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工业化快速推进,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当前对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老龄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多期人口政策作用下的人口红利演变将通过什么路径影响中国工业化,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虽然理论界对人口红利与工业化的影响机制讨论相对较少,但许多学者认为人口红利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两个方面影响了经济增长。有学者研究认为,抚养负担降低可以促进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带来了充裕的劳动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还有一些学者立足生命周期学说,认为社会抚养比上升将会提高消费需求,削弱储蓄能力。但是一些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或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呈正相关,这与生命周期假说正好相反。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生命周期假说忽略了人口转变的内生性,他们通过跨国数据讨论了不同收入阶段,少儿、老人抚养比的变迁对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的差异。另外,许多学者认为人口结构内生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些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人口结构形成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结构的演变,我们发现中国人口红利难以单纯用经济因素解释,需要对特定的人口政策与历史制度背景进行考察。当前中国放开二孩政策也将与改革开放前后的人口政策共同影响未来的人口结构。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是本文研究的主题。文章比较系统、规范地分析了人口红利与工业化的关系,并且从区域的角度得出更为细致的结论;并运用SEM(结构方程)模型对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机制进行挖掘,比较了不同路径的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


  1中国人口红利形成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49—1979年,从整体来看我国人口政策较为宽松,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批判“节制生育”的思想。这一阶段在低收入水平下,我国保持了较高的生育水平。第二个阶段是1980—2012年,我国采取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两阶段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改革開放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而少儿抚养比显著下降的局面。2013年以后,生育政策逐步调整,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遗产继续发挥作用,我国人口红利预期将有显著下降的趋势。


  1.11949—1979年中国人口政策与人口结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对人口问题整体上是持乐观态度的。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1949—1952年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人口取得了恢复性增长。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全国人口达到60194万人。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人口迅速增长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为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保障;另一种观点则对人口过多产生了忧虑。马寅初提出人口增加过快可能会带来资金积累困难、阻碍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利于工业原材料供给等问题,较为系统的提出了节制生育的观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之后,引起了理论界广泛争论。随着反右斗争不断扩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节制人口的思想一度成为理论禁区。


  在这一时期,我国虽然收入水平比较低,但是推行了“平均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维系了低水平的温饱,确保了较高生育率。1953—1957年,我国经历了建国后的首个生育高峰,5年平均出生率达到34.7‰。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显著下降,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1958年的“大跃进”冲击了正常的经济秩序,1960、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新中国生育进入低谷。但是随着1962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元气,人口又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1962年达到37.01‰,1963则为43.37‰。此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1962—1973年12年中国共出生人口31790万人,除去死亡净增23891万人(相关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测算)。这一时期新增的人口,改革开放后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


  毛泽东同志对当时中国人口总的认识是,“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随着中国人口突破8亿大关,我国开始逐步重视人口控制。1973年发布《关于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通知》,批准恢复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毛泽东同志还在《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逐步认识到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但由于当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1.2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政策的变化与人口红利的形成(1980—2012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够生三胎”。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将带来个人经济利益的损失,还事关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例如铜仁地区计生委、统计局共同组织213人,对199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进行抽样调查考核结果,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六个县的综合评奖资格。


  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变化促使中国形成了较大的人口红利。我国1949—1979年平均出生率达到30.8‰,新增人口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形成了我国充足劳动力供给格局。1979—2012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则显著降低了少儿抚养比,带来了社会抚养比的显著下降。在两个政策共同作用下,中国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陆续超过美国、俄罗斯、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差距也不断拉大(见表1)。


  1.3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及对人口红利的影响(2013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严格的一孩生育政策有所调整,一些省份陆续放开“双独”夫妻二胎政策。2013年之后我国加大了人口政策的调整力度,启动了“单独”夫妻二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2016年1月1日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正式落地。


  未来人口结构将面临着三期政策“叠加效应”的冲击,一方面19538—1957年、1962—1972年两次生育高峰新增的人口将在未来20年陆续进入老年人口行列。另一方面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新增人口在带来较低少儿抚养比的同时,也会导致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显著下降。另外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预期不仅将加重少儿抚养比,而且会降低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参与。在三期人口政策叠加影响下,人口红利未来预期将显著下降。中国人口红利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2“人口红利”與工业化的实证研究


  2.1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刻画工业化的代理变量,用Y表示。依照学术界多数的做法,将15—64岁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代表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来表示“人口红利”,用L表示。实际估计过程中,考虑到工业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即前期对当期特征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将工业化的一期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构建动态面板基准模型如下:


  本文实证部分的数据来源如下: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产业结构数据、对外贸易数据与公路里程数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将重庆市与四川省进行合并,同时排除了较早完成工业化的直辖市北京、上海,以及具有极端特征的海南和西藏。最终数据包括1991—2012年26个省市的共22年数据。


  2.2估计结果


  2.2.1人口红利与工业化的关系


  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模型中的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方法估计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作为对比,同时给出静态面板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种估计方法均一致表明人口红利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残差差分项的序列相关性的一阶差分AR(1)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二阶差分AR(2)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有效,而Sargan检验均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从而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证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且有效,说明估计结果是可信的。其他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化也具有推动作用,与预期一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区域中人口红利对于工业化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2.2.2分区域考察


  表3是分区域考察的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东部与人口红利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西部地区与人口红利的交叉项显著为正。残差差分项的序列相关性的一阶差分AR(1)均在5%的水平及以上显著,而二阶差分AR(2)均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有效,而Sargan检验均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从而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证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且有效,说明估计结果是可信的。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小于其它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大于其它地区。


  2.2.3稳健性检验


  我们利用少儿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另一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给出估计结果),结果发现,少儿抚养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同时模型通过各种检验。进一步加入区域变量的交叉项、控制变量后,也与预期基本一致,说明我们的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从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口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进一步从区域结构来看,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更强,而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影响较弱。人口红利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中国工业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机制分析


  3.1模型选择


  我们构建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结构方程模型(SEM),以期讨论其影响机制。结构方程模型较之于普通的单方程模型优势在于,后者仅包括单环节的因果结构,而结构方程模型则可以容纳更多环节的因果结构,且能够对多环节因果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借鉴已有文献,我们认为一方面人口红利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劳动力进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维系了中国的“低价工业化”;第三,人口红利的存在,意味着总人口抚养比较低,从而形成较高的家庭储蓄率促进资本形成,有利于维持中国工业化的高投入。综上所述,我们假设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存在三种机制:


  H1: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直接作用工业化


  其中,Y,C,R分别代表工业化、资本形成和劳动报酬,L代表人口红利,X代表人口红利和区域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方程(3)、(4)、(5)分别为工业化方程、资本形成方程和劳动报酬方程。在实际估计中为了降低异方差带来的影响,这些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3.2实证估计


  表4模型20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路径的实证结果,我们提出的三种影响机制假说均得到了证实。一方面人口红利直接影响工业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排除压低劳动成本与提高资本形成之外,劳动人口比重增加仍将直接显著促进工业化。从模型20中我们还能对另外两种机制进行分析。从劳动成本方程中,我们发现人口红利显著为负的影响劳动报酬,表明人口红利越高,将导致劳动成本越低。从工业化方程中,我们还能发现劳动报酬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较低的劳动报酬将显著的促进工业化。以上两个方程表明,人口红利将通过压低劳动报酬显著的影响工业化。类似地,同时考察模型20中的工业化方程与资本形成方程,我们也可以发现人口红利将通过资本形成显著促进工业化推进。


  表4是根据本文使用的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对各影响机制路径的作用进行比较,在上述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依据三条影响路径对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总效应进行分解,将其进一步分解为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直接促进工业化的直接效应和通过增加资本形成和压低劳动报酬促进工业化的效应的间接效应。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20的影响效应的分解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直接效应为0.607,间接效应为0.702,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达到53.7%。人口红利通过劳动成本渠道影响工业化的力度将近占整个间接效应的89%,总效应的47.7%;而人口红利通过影响资本形成机制对工业化的影响占间接效应的不到12%,仅占总效应的7.8%。综上所述,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是人口红利促进工业化的主要途径。


  进一步分区域进行估计。表5中的模型21、22的分解分别汇报了东、西部地区与其它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影响的对比差异。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直接作用低于其它地区,从间接影响路径来看,东部地区通过资本形成路径的影响高于其它地区。而从西部地区来看,人口红利无论是从直接效应还是通过压低劳动报酬的间接路径对工业化的影响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4结论与政策啟示


  研究表明,人口红利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不断推进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变化形成了加世纪90年代以来巨大的人口红利,而人口红利通过三种路径显著的影响了工业化的快速推进。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时期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者行列,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动了工业化进程。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大量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条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③工业化推进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本文的研究也证明,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的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通过这条途径促进工业化的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结构来看,我们还可以得出更为细致的结论,经济实力雄厚的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小于其它地区,但是通过资本形成路径的影响则显著大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明显大于其它地区,而且其直接效应与压低劳动报酬的间接效应的影响力度也明显大于其他地区。


  在三期人口政策叠加作用下,人口红利在未来20年内的下降趋势难以遏制。结合本文实证研究,认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支撑工业化的充裕劳动力供给、低廉劳动力成本、较高资本形成优势都将受到严峻挑战,中国旧有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在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要避免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带来第二产业的迅速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滑坡。“十三五”是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攻坚阶段,如何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挑战?认为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下降一方面将降低劳动供给直接影响工业化,另一方面将提升劳动力成本,影响“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在旧有人口红利下降难以避免的背景下,未来应当一方面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等智能装备制造,积极应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中国制造”的冲击;另一方面应当挖掘我国作为人才大国的二次人口红利,提高工业附加值,积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应对低端劳动力报酬上升的趋势。


  第二,中国较高的人口红利还通过高储蓄带来了较高的资本形成,维系了依赖投资的第二产业发展。随着人口红利的下降,依赖投资为主的工业化模式受到冲击。未来一方面应当改变旧有的粗放型投资方式,有效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应当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促使工业增长动力由资本推动向技术驱动转换,以应对投资下降。


  第三,东部地区整体来说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实证结果也证明,人口红利下降对东部工业化冲击小于其他地区。但随着人口红利下降,东部地区旧有的高资本投入发展模式将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人力资本与科技水平较高,未来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转变工业发展方式。


  第四,西部地区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较为艰巨。实证结果也表明,人口红利下降将对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带来严峻的挑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继续利用劳动成本较低的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作者:董香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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