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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时代诠释

发布时间:2015-08-06 09:51

  摘要:“共建共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也是真理与价值在当代中国的高度统一。当今中国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实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首先要正视和消除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过大等社会不公问题,根本途径是从党和政府自身改革做起、科学构建有助于实现“共建共享”的制度设计,当务之急是卓有成效地解决好涉及广大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共建共享”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共建共享;真理;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共同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是实现共同享有的前提和条件;“共同享有”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是实现共同建设的目的和结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才能使这一宏伟目标变成现实。只有在共建中实现共享,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和谐社会建设中得到实惠,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人民是共建力量之源,群众是共享的真正主体。没有“共建”,就没有成果“共享”;不能“共享”,靠谁来“共建”?只有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共建和共享是互为前提、互相依存的。共享是共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共建是共享的必要条件和实现形式。没有共建就没有共享的物质内容,也不能提出共享的要求;而没有共享就没有共建的积极性,也不存在共建的理由。广大人民群众既是共建的主体,也是共享的主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社会财富和经济关系在量的方面不断积累、质的方面发生阶段性变化的过程。“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是真理与价值在当代中国的高度统一。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指人的意识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符合,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一致。真理是客观的,一种认识与其对象是否相符、一致,只能由实践加以确证,而决不能由认识主体任意断定。真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因认识主体的好恶而改变。而价值则是认识主体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人们对价值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现实社会中,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他们的物质利益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对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也就不同,因而产生了对价值、对善和美的完全不同的理解。同一事物,有人认为是善的、美的,有价值的;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是恶的、丑的,没有价值甚至负价值。
  在现实社会中,人的需要及需要的满足复杂多样,因而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势必各不相同。那么,该用什么样的标准评定价值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二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是说,并不是随便什么价值与真理都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有条件的。只有那种与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利益相一致的价值取向,才是与真理统一的;而那种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与真理是不统一的,甚至是违背真理的。
  这是因为,任何真理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真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对事物、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正确反映,否则就不成其为真理。另外,真理总是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因为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正确反映历史发展规律就在根本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只有在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并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实现和满足。没有正确的认识,既谈不上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更谈不上成功地改造世界;不能成功地改造世界,人民的利益也就失去了实现的条件和基础。可见,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时代应得到不同的诠释。
  三
  经济全球化时代,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较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科技水平方面的差距,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争取早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实行对外开放,在我们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商品和其他有益的知识、文化的同时,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及价值观也不可避免地会传入我国,产生广泛的影响,造成鱼龙混杂、凉莠并存。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空前突显的时代。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发展使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从1978年到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由3645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以上;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5%,由1132亿元增加到3.9万亿元;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7.2%,由206亿美元增加到17607亿美元,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6.7%,由1.67亿美元增加到1万亿美元以上。这3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历史上解决民生问题成绩最大的30年。
  物质生产实践是真理和价值统一的客观基础与现实途径,因此,物质生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往往也是真理与价值统一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根源。实践证明,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时期,这些国家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也是社会矛盾最易激化和恶化的高风险期。针对我国的现实,究其根源,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我国的发展或经济增长,至今仍没有从粗放增长的痼疾中解脱出来,还没有真正走上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
  由于经济体制、政府管理水平、企业经营水平、人力资本和技术诸多限制,在经济起步期走粗放增长的道路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只有这样才能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条件。但是,必须看到,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自然的高消耗、社会的高成本、人的高代价换来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于社会矛盾的形成有着根源性的作用,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症结点。粗放增长的主要特征是:高投入、低产出、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据测算,1953至1990年,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经济效益提高的贡献率只有5.46%,而生产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高达94.54%。这种状况,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也给国民经济带来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等消极影响。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的计算,中国从1985年-2000年GDP高速增长期间,真实创造的国民财富中约有21.8%是通过“损失成本”和“借用成本”获取的;也就是说,在GDP中扣除这部分损失后,纯GDP只有78%。据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称,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若累计10年,将数字惊人。
  有研究者认为,粗放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跨期替代”透支行为,是资源资本、社会资本增量的负值。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转变,透支至极限且无力还账就走到它的尽头。可见,从我国目前情况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不是未雨绸缪,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急迫需要。如果短期内没成效,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
  正是针对上述问题,为了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与尊重客观规律的统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统一,坚持各方面尽快发展与整体协调发展的统一,坚持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统一,开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不仅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丰富了党的执政理念,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当代中国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发展论,科学回答了进人21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共建共享”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四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全新课题。必须看到,从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真正完善、自如驾驭这一新机制,我们还有相当漫长的路程,仍然面临着异常艰巨的任务。目前,有些西方国家,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诚然,西方国家在评价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时候,沿用的是西方的标准,其中不乏某些偏见。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挤压和经济上的限制,确有其合理的一面。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培育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使其能够主动地、敏感地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根据价格信号自主做出决策;要建立现代市场体系,以搭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平台;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促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其中,建立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而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理所当然地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是以市场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和经济运行的主要调节者,并以较为健全的市场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心枢纽的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这是关于市场经济的通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规律和相关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

  当今世界有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商品、技术、信息、劳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二是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为我们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它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比如,怎样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中整合、配置资源,有效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怎样真正做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活动的主体;怎样把发展的良好愿望变成现实,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怎样科学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效果,特别是科学评价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怎样依法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探索和形成一套科学、规范的竞争规则或游戏规则等。总之,现代性与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与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股力量交互作用,使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时期。这是一个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的时期,也是一个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突显一系列新特点的时期。
  五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共同富裕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热切愿望和根本利益,理所当然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不能说当今中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但贫富悬殊、收入差距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与看病难、看病贵和就业、失业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最突出的三个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着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也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迄今为止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尽管理论界对基尼系数的认识和使用并不完全一致,但无一例外地都承认,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并呈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部分人并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享受到明显的实惠和应有的利益。
  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呈现出向上层集中、不同阶层差距收入拉大的趋势。2001年全国抽样问卷调查表明,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仅仅将不同阶层的初职平均月收入与现职(或下岗、退休前的职业)平均收入作一比较,则会发现这样几点变化:一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职业变动中获益最大,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则是受损最大的;二是阶层之间的职业平均月收入差距从初职阶段到现职阶段,是在不断扩大之中。进入1990年代中期,房租收入、股票投资收入、存款收入、购买国债收入等职业外收入大幅上升,越来越影响到社会收入差别的扩大。因为越是有权有钱的阶层,就能越多地获得职业外的收入。
  研究表明,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出现不少人向下流动的现象,特别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阶层之间向下流动率在提高,向下流动的可能性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变得同等的明显,导致有越来越多的阶层成员不但不能从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实惠,反而出现了利益受损的现象。最明显的是出现了3000多万下岗工人、5000多万失地农民,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向下流动的。与之相应的是,同期开始,底层、下层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阶层之间的流动屏蔽正在形成,优势阶层的成员基本不存在向下流动的危险。除非因贪污犯罪而被判刑、开除,或是因企业经营不良而倒闭、破产。
  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利益分化呈如下的轨迹:更多的利益在作为中上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阶层中实现分配,而不是为工人、农业劳动者、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等阶层所分享。从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看。前者受到更多的照顾;在市场竞争中,前者具有更多的优势;在国家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建设上,前者更是关照对象。所有这些,后者都居于劣势;而这种劣势地位大多又是因承担发展的代价造成的,如土地征用、企业改制等。也就是说,为改革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与从改革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人,发生了严重的错位。
  当今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说到底是个社会公平问题、公民权益问题,它还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土地所有权,平等打工权,垄断行业的进****、投资权,企业信息的知情权,平等的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所有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安定、导致社会矛盾的根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能否及时有效地解决以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过大为焦点的社会不公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大业的前途,关系到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同。
  六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根据,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显着标志,也是真正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
  共同富裕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作为最终目标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作为最终目标的共同富裕。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显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不能达到这种发展水平,这就引出共同富裕的第二层含义,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穷富过分悬殊,它包括地区间经济发展过分悬殊和人际间收入分配过分悬殊。既追求较高的效率水平,又能有效防止贫富过分悬殊,是现阶段应逐步实现的共同富裕的基本含义,也是把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是,不论是进一步完善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的扶持力度,还是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归根到底,首先要冲破造成这一局面的体制性障碍。
  七
  在“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不断实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党和政府急需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权力和利益正在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也具有一定的利益诉求,公职人员从政首先是一种谋生手段,他们会依据自身的能力、学历和担负的责任要求相应的利益。但问题是这些阶层的一部分人员会由此可能产生不正当的利益要求,由于政府的政策制定具有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功能,在法治缺失的情况下他们对利益的不正当追求往往导致公共政策的制定背离政府公共责任,造成社会不公并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我们固然需要坚持不懈地对各级公职人员进行政治法律的、思想道德的教育,也应承认他们都有自己正当的利益诉求。关键在于,公职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不得以公职谋取个人利益,必须防止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能发生的任何实在或潜在的冲突。
  实践证明,群众是革命事业的主体,是党的力量的源泉,是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尊重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同样,只有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尊重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心一意带领人民“共建共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才真正有了可靠的保障。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共建共享”不仅是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更是一种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它要求,构建和谐社会不是少数人的事情,更不是少数领导干部能包办代替的,必须有广大民众的共同参与;法律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经济关系是否合理,不仅应当同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相适应,而且应当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使他们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真正主人。它要求,每个有能力的社会成员都有一份责任和义务,每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转嫁到他人的身上。“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过程,不仅是创造物质基础的过程,而且是协调各种错综复杂利益关系的过程。党和政府的导向作用、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强势群体的奉献精神,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要求,通过改革和发展所构建的和谐社会,必须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必须惠及广大民众,必须使各地区、各产业、各阶层、各民族的人们都能够从中受益,不能延续和再出现广大民众参与共建,但不能共享实惠,受益者主要是少数人的不公正现象。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法律等方式对制度的改变意味着对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调整。因此,不同社会阶层会设法对制度调整的过程和方向施加影响,以实现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设定。但如果法治缺失或政府失责,必然带来市场失序,结果是超经济强制到处盛行,各种超经济力量介入到经济生活中,并致使滥用政府权力牟取巨额私利的权贵私营化不断蔓延。当经济纠纷产生时,政府掌握的行政权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寻租”、“设租”成为经济运行的逻辑,并导致不正当竞争和****的盛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真理与价值及其二者的统一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八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严重存在的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过大等社会不公问题,“共建共享”的制度设计中,应着重解决涉及广大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既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在强调“共建共享”的辩证统一时,要着重研究和解决如何消除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过大等社会不公问题,也就是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共享,归根到底是对公民权利、智慧与劳动的尊重,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是一个社会对公平正义基本底线的坚守。主要包括:机会共享,即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消除造成一切歧视和不平等的制度性障碍,让不同的人都能够获得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发展机会;权利均衡性共享,即所有的人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社会服务和受教育、创业、就业、表达自身意愿等各项权利;过程的共享,即不同的人群都是参与者和享受者,不能一部分人只是建设者,而另一部分人只是享受者。总之,共享是建立在尊重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并促进个人发展基础上的共享,是能够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基础上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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