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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来江南农业的生态适应性

发布时间:2015-09-16 09:37

——以吴江县为中心

传统时代,农业为其经济核心,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为前提;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又是农业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明代以来,吴江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在农业种植结构由粮食独重转变为粮桑并重的前提下发生的;种植结构的转变也是由包括气候、土壤、生物等因素在内的农业生态环境的转变引起的。
明代以来,江南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的格局愈加不可动摇。江南经济的发展是包含了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在内的综合发展,其中农业又是整个经济的基础,因此探讨江南农业发展水平,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局限性。以往相关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对反映农业生产率的一系列指标的分析,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考察。本书试图从农业生态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个案研究,从而使我们深切地领会历史时期农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一、江南着名的米、丝、绸三市
 
  吴江地处太湖东南,苏州之南,属苏州府所领六县之一。自明代以来,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显着的提高,集中表现为这里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江南名镇,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经济格局。区域内的米、丝、绸“三市”名闻江南,声贯全国。
  平望米市形成于明前期,此处“宋元问,两岸邸肆间列以便行旅;明初居民千百家,百货贸易如小邑;然自弘治迄今,居民时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1],“盖苏州之枫桥为米船聚集之处,而平望亦不相亚”。同里米市,自宋代始渐形成,至清嘉庆十六年(1811)镇上“米市在冲字、洪字、东*[禾+会]*[禾+即]、*[禾+囗+文]*[禾+廉]四圩,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民国时期,同里米市与无锡北塘、江都仙女庙、上海南市并称“江苏四大米市”。
  震泽丝市形成于明代,明成化年问(1464—1487)震泽已有居民三四百家,至明末达二三千家,清初“食货交易……贸丝粜粟为多”。乾隆年间,震泽丝市“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辑里丝及辑里干经由震泽经上海转口输出,震泽成为我国近代着名的丝市之一。
盛泽绸市兴起于明代中期,此地“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至清乾隆年间,“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谊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清末,盛泽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我国四大绸市。
江南着名的米、丝、绸同时出现在吴江,并不是单纯的商业现象,而是这一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体现。在以农业为经济核心的传统时代,吴江三市的繁盛,更多地反映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格局的变动。只要我们对三市流通的货物稍加分析,便不难认识到这一点:平望、同里米市中流通的主要货物自然是农产品,震泽和盛泽流通的丝和绸虽不属农业产品,但是作为丝绸生产原料的蚕茧却是农产品,因此,缫丝和织绸是以栽桑和养蚕这一农业生产为前提的。需要指出的是,三市流通的货物或原料相当一部分来自本地区,这在下文将有具体论述。
因此,可以认为,种植粮食和栽桑养蚕这两类农业生产是整个吴江经济的基础。由粮食独重转而粮食与桑蚕等经济作物并重,这种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明代以来的江南地区是较为普遍的,这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以来就江南地区而言,吴江的经济发展是较为突出的,它的生态环境也是较为独特的,因此,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这一区域内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对于我们理解明代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意义。
 
二、农业生产的种类和地域分布特征
 
  考察一个地区农业的生态适应性,必须从该地区农业生产种类、自然生态环境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明代以来吴江农业生产的种类和地域分布特征。
明代以来,吴江逐渐形成了以谷物种植和桑蚕植养两大部类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格局。吴江素称“鱼米之乡”,宋室南渡前,以一年一熟中籼稻为主;南渡后,为了满足东南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需要,逐渐增加小麦种植面积,形成了稻麦(或油菜)两熟的耕作制度;直至民国时期,两熟制面积虽然逐渐增加,但仍以一熟水稻为主。民国年间的统计,“全县稻田13000余顷,丰稔之年产米200万石,除县内48万丁口之民食外,实绰有余裕。每年外销白米在100万石以上”。由同里运出的白粳,在上海米市特标以“苏同白”,其销售量约占当时上海全年食米供应量的十二分之一。
吴江的桑树种植兴盛于明初,“洪武二年诏课民种桑,吴江境内凡18033株,宣德七年至44746株。近代(清乾隆时)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问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植桑和养蚕往往是相互联系的两项农业生产活动,农家饲蚕极为普遍,全县桑树的产叶量“自给不足,每年向吴县之洞庭山及浙省之乌镇等处购人桑叶”[10]。
  种植粮食和植桑养蚕成为人们从事的两项主要的生产活动,就连农家娶妇也必须试以育蚕和拔秧,如《盛湖竹枝词》中唱道:“荆布苗条新嫁娘,花蚕看罢又分秧。落田羞被旁人笑,不敢回头偷觊郎。”沈云解释为“农家娶妇必大育蚕,谓之看花蚕,拔秧多妇女,为之名日落田。”[11]农家年成的好坏也是由谷物的丰歉和桑蚕的好坏决定,正如明代庄元臣哀叹道:“三春谷断谁遗种,二月桑枯那有丝。”[12]栽桑育蚕和种植谷物在人们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生产活动。
吴江农业生产的部类结构,由单纯的粮食独重向二元的粮食与蚕桑并重转变的同时,其地域分布结构也在逐渐形成。全县范围内,粮食种植与桑蚕檀养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大体上,沿太湖东南岸的西南境以蚕桑为务。明嘉靖年间“每岁暮春邑人多治蚕,惟塘西为盛。”[13]即太湖以东、运河吴江段塘路以西地区的蚕事盛于它处。清乾隆年问“桑所在有之,西南境壤接乌程,视蚕事綦重,故植桑尤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别具名品,盖不下二三十种。”[14]根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调查,该县“桑地面积以五七二区为最多”[15]。五七二区正处县之西南境。1950年该县的桑田依然“大部分布于该县的南岸四个区——震泽、严墓、大庙和坛丘,约占全县桑田总数的90%左右。……而这四个区的养蚕户,即占总数的90%左右。”[16]吴江塘路以东的县之东北境,则种田为多而栽桑育蚕为少。如《平望志》称“吾乡伺蚕者少,服田者多。”[17]位于县境东北角,分属吴江、昆山二县的周庄镇也是“妇女则皆以木棉为纺织,间作刺绣,未有娴蚕桑者矣”[18]。东部地区本少有蚕桑的情形,随着西南地区蚕桑事业的兴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地处东境的黄溪“溪民在明时多不习蚕桑,国朝乾隆初,凋字圩、梧字圩一带颇有养蚕者”[19]。尽管如此,植桑育蚕的地域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县“除震泽一隅外,统计植桑养蚕之户十无二”[20]。


三、气温变迁的影响
 
吴江农业种植结构及其地域分布特征是由该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决定的。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其核心是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包括气候、土壤和生物等环境因素。
吴江县位于江苏省东南隅,东接上海市青浦县,南邻浙江省嘉善县、嘉兴市和桐乡县,西南靠湖州市郊区,北与本省昆山县、吴县交界,西滨太湖,是太湖水网平原的一部分。地理座标是:北纬30°45′736″~31°13′41″,东经120°21′04″~120°53′09″。东西最大距离52.67公里,南北最大距离52.07公里,全县总面积为1176.68平方公里,另有东太湖水面

   

约85平方公里。全境地势低平,河道稠密,湖荡棋布。四季气候温和湿润,雨水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壤土质的水稻土分布全境。
  吴江气候,据县气象站观测资料,1959—1985年,年平均气温15.7℃,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086.4小时,全年无霜期为226天,年降水量为1045.7毫米。春夏两季盛行东南风,秋冬季节多偏北风,7—9月常受台风影响。冬季多出现寒潮天气。
  吴江地貌特征为:全县地势低平,白东北向西南缓慢倾斜,南北高差2.0米左右,河道稠密,湖荡星罗棋布,水面积(不包括太湖水面)占全县总面积的22.70%,属湖荡水网平原,又可分为湖荡平原和滨湖圩田平原两种类型。县境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湖荡平原,占全县总面积的83.1%。区内田面高程(吴淞基面,下同)3.2~4.0米,最高处5.5米,最低处2.2米。湖荡大多呈圆形或长圆形,一般水深2.0~3.0米,湖岸平齐,岸线圆滑,湖底平坦硬实,风浪、水流对湖岸形态及涨坍有明显的作用。全县水面,千亩以上的湖荡绝大多数分布于此。江南运河、頔塘、烂溪等主要河道集中在本区。区内土壤,北部黄泥为主,中部以黄泥土、灰底黄泥居多数,杂以白土、小粉土,南岸以青紫泥为主。属滨湖圩田平原的地区占全县总面积的16.9%,主要分布在邻近太湖的松陵、菀平、横扇、庙港、七都等乡镇。区内田面高程2.2—3.5米。河道密且向太湖呈网格状分布。区内土壤以小粉土为主,粉沙含量高。
  首先,从气温环境分析,由于地理纬度跨度不大,全县南北两端温差不会很大。但是历史上的气候变迁,可能是形成桑树种植县域分布特征的一个因素。
自唐代起,太湖地区就盛行柑橘类果树的栽培,并一直延续到明初。明初“湖中诸山大概皆以橘柚为产,多或至千树,贫家亦无不种。”[21]弘治元年(1488)“三十年来,吴江盛植之(柑橘),不减洞庭。”[22]柑橘为喜温类树木,然而,自14世纪开始中国气候逐渐转冷。元天历二年(1329)“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数尺,人履冰如平地,洞庭柑橘悉冻死。”[23]15世纪以后,气候加剧转寒。据国外有关研究表明,1500—1900年是世界性气候寒冷期,即所谓小冰期。就中国而言,也是5000年来四个低温时期中持续时间最长、气温最低的时期[24]。据清代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晴雨降雪记录和物候资料,长江下游在18世纪20—70年代,冬季平均温度比现代低1℃—1.5℃,冬季降雪日数比现代多10%—15%[25]。整个明清时期,包括吴江在内的太湖地区,不断遭受冻害,平均二十年左右就要遭受一次较为严重的冻害(详见表1—1)。柑橘类果树畏霜雪,气候转寒使其无法适应而大量冻死,“景泰四年冬大雪积五尺余,明年正月太湖冰厚二尺,诸山橘十稿七八;弘治十四年至十六年(1501—1503),连岁大雪,山之橘尽毙,惟橙独存,难成易坏,物之珍者固然邪。于是山人多不肯复种橘,而衢州江西之橘盛行于吴下矣。其亦气数之一变乎!”[26]可见,气候的转变使得太湖地区已不适合于大量地栽种柑橘类经济果树了。然而,柑橘经济价值极高,“凡栽橘,可一树者直千钱,或二三千,甚至万钱”[27]。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在不得已放弃柑橘类树木种植的情况下,农户很自然地会去寻找其它能适应变化了的生态环境的树木,于是,他们选择了桑树。桑树对低温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因此,相对而言,栽桑较之种橘,无冻害之虞。

   低温对桑树的为害主要有霜害和冻害两种

   冬季的第一次霜称早霜,春天的最后一次霜称晚霜。在晚秋桑树尚处于生长时期,如遇早霜,枝条梢端的叶片会受霜冻而焦枯。在一般情况下,早霜为害不明显。春季桑芽萌发后,如遇晚霜,新的芽叶会因霜冻而受害,轻则局部变色,重则幼嫩芽叶全部枯死。晚霜为害较重,往往造成春叶减产,打乱春蚕生产计划。根据吴江县现在的气候状况,我们可以推测,该地桑树一般不会遭受晚霜之害。我们知道,寒冬过后,当土温和气温上升到5℃以上时,根的吸水作用开始;到达10℃并持续几天后,树体内开始变化,贮藏物质开始溶解,可用作生命活动的能源,冬芽开始萌发。根据1959—1985年吴江气象站记录,气温为10℃的初日为4月1日;4月份气温回升较快,多数年份到清明可断霜,即4月4日左右可断霜。前文说过,本书考察的历史时期,该地的气温较现代低1—1.5℃,即10℃初日要比现在迟几天。因此,桑树冬芽萌发之际正值晚霜之后。

桑树受冻害的气温为0℃以下。桑叶组织细胞的结冰点为-2—-5.9℃,相当于百叶箱气温4— -3℃,尤以0—1℃最易结冰。当气温低于-5.9℃时,幼嫩芽叶立即冻死。但是,桑树冻害并不是由于细胞内部的结冰,而是由于细胞内部的水分被引至细胞壁外侧而结冰,结果细胞高度失水而收缩,细胞间隙变大,原生质由于自体脱水的影响,产生不均匀的细胞收缩,使细胞失去膨压,细胞膜失去了半透性,原生质凝固,叶片变褐枯死。因此,冻害不单纯由气温决定,其它的一些因素也制约着冻害的发生与否。首先,桑树品种的遗传性与它抗冻性的强弱有关,北方的桑树品种有较强的抗冻性,例如山东的鲁桑。明代以来,吴江地区栽种的桑树品种多为“湖桑”。湖桑是在南宋时期,由北方的鲁桑随着桑树嫁接技术的南移,在江浙地区经多年的异地培育而逐渐形成的[28]。宋代以前,江浙地区多植“荆桑”。“荆桑”即长江中下游荆楚之地固有的桑,一说“荆桑”是以江苏宜兴的“荆溪、荆南山”而得名,还有认为“荆桑”源自湖北省。因此,无论采用“荆桑”来源中的哪一说,由“鲁桑”转接而成的“湖桑”比当地原有的“荆桑”均具有更强的抗冻遗传性。其次,低温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与冻害有关,如果冰冻时间不长,细胞内渗出的水不多,一般不致引起冻害;冻害从梢端开始,随着严寒的持续延长,自上向下,加长枝条的干枯冻死。再次,桑树本身的营养发育状况,即枝条的成熟程度也与冻害有关,枝条在秋季贪青徒长未充分成熟时,易受冻害;充分成熟的枝条,组织充实,木质化程度强,水分含量高,贮藏养分多,细胞液浓度较高,冰点降低,故抗冻能力强。从树型高低看,低干桑易受冻害,而高干桑则受害较轻。“扳桑附叶”,即去掉桑树上的附枝,是夏季桑树管理上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有很多作用,其中一条就是为了疏去枝芽,使养分集中于主要枝条,使其健康发育并充分成熟,从而增强桑树的抗冻性。吴江桑园是“下无寸草,上无附枝”[29],桑农甚至在采桑时就考虑到今后的剪枝工作了,“蚕之时其摘也必净,既净乃剪焉”[30]。冬季不可避免地有少量的桑枝遭受冻害,则开春后也立即将它们剪去,“初春而修也,去其枝之枯者,干之低小者”[31],不至于影响整个桑树的生长发育。因此夏春二季的整枝,都有助于增加桑树的抗冻性。吴江桑型,也以抗冻性较强的高干桑为主,“其大者长七八尺……,株二三厘,所谓大种桑也”[32]。此外,桑树的栽培条件也与冻害有关,靠近江河湖泊的桑园,由于水面的夜间温度比地面高,水面上的暖空气上升以后,地面上的冷空气向水面流动,使冷空气不能积聚。特别在滨水地带经常有雾笼罩,不易散热,温度下降较慢,所以不易受冻害。最初,吴江桑树绝大部分集中在沿太湖东南岸的滨湖地区,可能也是受到了当时气温较低这一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

 


四、土壤变迁的影响
 
  其次,从土壤环境分析。气候条件,在全县范围内无甚差异,因此它不可能是造成地区间农业结构差异的主要因素。吴江境内,土壤的地区性特征却是较为明显的,这可能是导致其农业生态环境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明代以来吴江的地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太湖水面西北高于东南,以吴江八坼为最低,因此西水东趋,现在吴江所属的太湖西岸至平望一

   

带与太湖同为一体,天水一色,渺无人烟。相传隋唐时平望一带“淼然一波,居民鲜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所以名也”[33]。宋代,现在吴江县治所在地还是太湖中的一个沙渚。元末至正六年(1346)“至正石塘”的建成,使情形为之一变,“自塘阻其水势,塘西遂积土为平陆矣”[34]。其实,淤淀在泥沙沉积和风暴作用交替的影响下,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不过它始终在坍涨不定的过程中累积着并向外延伸着,在初期涨露不明显,而且坍多涨少,所以成陆较缓。日久湖水终究日浅,于是淤沙渐现,而成陆的现象加速,这种情况在明代以后才日益显着[35]。嘉靖时,吴江已是西距太湖三里许;震泽镇附近北距太湖十里;吴江南和稍东的南湖和东湖(均在岸西),已淤涨成陆;离吴江三十里的太湖中,也涨出周围三十里的平沙滩,盛产蒲苇之属[36]。这些新涨湖滩的垦植,必须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其土壤特征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认为,新涨滩地以沙土为主,现在对日益垦熟的吴江土壤的调查反证了这一点。
  现在的调查结果显示,吴江土壤以水稻土为主(见表1—2)。但是其土属的地区性差异却是十分明显的,全县水稻土的大体分布为北壤、南粘、西粉和中杂四个不同类型区。东北部黄泥土,主要分布在大运河以东、平望一线以北的同里、北厍、屯村、金家坝、芦墟、莘塔乡镇,以及松陵和八坼的东北部。南岸青紫泥土,主要分布于盛泽、震泽一线以南各地,集中在麻溪和烂溪两岸。西部小粉土,主要分布在松陵、八坼、横扇、庙港、七都等乡镇沿太湖一带。中部以黄泥土、灰底黄泥土居多,白土、小粉土也有一定的比例,主要分布在八坼以南、运河以西和盛泽、震泽一线以北地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包括小粉土、白土在内的轻壤土约占全县土壤的25%,它们主要分布在太湖沿岸、运河以西地区。
不同土属的土壤对于桑树生长发育的影响是不同的,对此我们仅从桑树与水分关系这一角度略作探讨。

   水分是桑叶发育中的极重要的因素,桑树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壤中水分的过多或不足,会直接影响桑叶产量的高低。

   首先,桑树需要水,其一生中,叶片含水率约70—80%,枝条58—61%,根54—60%。树体各部分的水分主要依靠根部从土壤中吸收而来,如果土壤供水不足,便将影响桑树健康地生长发育直至干枯死亡。当土壤对桑树的供水不足时,首先是矿物质的供应受到限制,叶片内进行的光合作用削弱甚至停止,原生质由溶液态变为凝固态,粘性增大,生命活动显着削弱,失去对高温的调节能力,最后导致死亡。从图1—1中可以看出,正常发育的桑叶,其含水量对干物重的比约为230—350%,此间光合成速度的下降对于含水量的下降呈迅速递增的态势,当含水率从原来的290%降低到280%时,光合成速度就下降了一半,降至220%时,光合作用就完全停止了,如再降至120—150%,叶片就将因干燥而死。可见在叶片干燥死亡很久以前,水分已成为抑制光合作用的主要因素,光合作用早已停止。    桑叶中的水分是由根部从土壤中吸收而来的,但不是土壤中所有的水分都能被根部吸收利用,可供桑树利用的水分,仅限于一定的范围,这一范围内的含水量,即是桑根分布最多的耕作层保持的有效水。在有效水范围以上,即土壤可以暂时容蓄的水量,叫做“田问容水量”(也叫土壤持水量),也可为植株所利用,但它很快就流失,所以又叫“过剩水”,它为桑树生长发育所能利用的时间不长。在有效水范围以下,指土壤中还有一部分水量与土壤粒子密切吸着在一起的叫做“吸着水”,桑根对它不能吸收利用,所以又叫“无效水”。如果土壤中的含水量降低到有效与无效水之交,则叶片出现凋萎,如能及时补给水分,生理机能尚可恢复,这叫“暂时萎蔫”,如土壤进一步失水,就会“永久萎蔫”,这时根部就不能吸收水分,叶片脱落,桑树干枯。土壤对桑根的供水能力因其土属的不同而各异。一般来说,桑树的适当含水量为田问容水量的60—80%,其中砂土为60—70%,壤土为70—80%,粘土为80%。(见图1—2)因此,就桑根吸水能力而言,与壤土和粘土相比较,砂土的田问容水量要求较低,即桑根更容易从砂土中吸收水分。也就是说,从桑树对水分的需求来看,土质接近于沙土的小粉土,比属于重壤质地的黄泥土和粘重质地的青紫泥能更大范围地适合于栽桑。小粉土较易满足桑根对土壤的吸水要求,这也是吴江桑树集中于太湖沿岸地区的原因之一。     除了土壤的供水能力外,土壤本身的持水量对于满足桑树的吸水要求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当土壤有效水尚有以上数值的1/2时,桑根还可以从中吸收到所需的水分,低于1/2时,则即使是沙土也无法满足桑根的吸水要求;此外,在有效水范围内,如果经常地保持水量增加,便能大大地提高桑根对土壤中矿物质的吸收而增加光合作用,相反,当有效水处于低限时,光合成量显着下降。吴江全县自东北向西南缓慢倾斜,南北高差2.0米左右,这造成了整个西南地区地势较为卑湿,即含水量较高。当时人们甚至把地势卑湿视为栽桑养蚕的惟一原因,“邑中田多窐下,不堪艺麦,凡折色地丁之课及夏秋日用皆惟蚕丝是赖,故视蚕事綦重”[38]。此外,滨临太湖一带水源充足,且河道稠密,有所谓“震泽七十二溇港”所构成的水网系统,十分有利于灌溉。因此,总体上看,西南地区土壤的含水量要高于东部地区,即使在土壤有效水低于下限值的情形下,西南地区也可以方便地通过灌溉来缓解桑根吸水不足的问题。可见,吴江的地势特征和水资源分布决定了西南地区比其它地区更能满足桑树对水分的需求。但是,水分既能对桑树为利,也能对它为害,通过土壤水分引起树体受害便是桑树的涝害。当土壤积水过多时,土壤缺氧,好气性细菌的活动受阻,桑根的生长和吸收机能受到抑制,影响有机物的分解,使桑树得不到养分的供应,从而也影响到叶片内光合作用的进行,枝条上的叶片自下而上发生缺水萎蔫,接着枯黄脱落。水涝持续为害,桑根死亡,植株枯死。太湖地区的水涝灾害是较为频繁的,对于桑树而言,除了通过一些种植制度对它加以克服外(这在下文将谈到),土壤对涝害程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与壤质较重的黄泥土和青紫泥相比较,西部小粉土,由于其粉砂粒含量高,在土壤积水过多时,其田问持水量会相对较低;涝害过后,其田间持水量也能较快地得到蒸发,而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因此种植于小粉土之上的桑树,受涝害的程度和害后的恢复,相对来说要轻而快。  

五、生物环境的影响

最后,从生物环境分析。吴江位于太湖之滨,湖荡星罗棋布,水面辽阔,尤其是濒临太湖的西南地区湖荡密布,西部和南岸分别以长漾和麻漾两大湖荡为中心分布有众多的大小湖荡,頔塘、麻溪和烂溪等主要河道也集中于此。并且,自唐中叶吴江塘岸筑成,其岸西便随着淤滩的逐渐涨出而发展成许多溇港。至明代,自北往南在太湖与吴江运河北段和頔塘之间分布有许多纵向的小渠,称为“溇”或“港”,南岸的溇港尤其密集,其相距仅一二里,北起大浦港,西南至胡溇有72条直通太湖的河道,即所谓“震泽七十二溇港”。西南地区辽阔的水域面积,为湖荡和水道养鱼提供了十分良好的环境。唐代内塘养鱼兴起,主要养殖品种有青、草、鲢、鳙、鲤。明代对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已有较完整的饲养方法,而种桑和养鱼却构成了一个十分良好的生物生态结构,现代称之为桑基鱼塘系统。食物链是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通过初级生产、次级生产、加工、分解等完成代谢过程,完成物质在生态系统中的循环。桑基鱼塘构成了比较典型的水陆交换生产系统(见图1—3),明

   

代以来吴江西南地区桑树的广泛种植,基本形成了这种多目标的生产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桑树通过光合作用生成有机物质(桑叶)。桑叶喂蚕,生产蚕茧和蚕丝(生物工艺的物质转化)。桑树的凋落物、桑椹和蚕沙,或者直接返回桑基为桑树提供养分;或者施撒到鱼塘中,能使塘中有机质增加,有利于各种浮游生物、节肢动物繁殖、生长,为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饲料,经过鱼塘内这一食物链过程转化为鱼。鱼的排泄物及其他未被利用的有机物和底泥,经过底栖生物的消化、分解,取出后可作为混合肥料返回桑基,培养桑树。这一生产体系无论从经济上或农业环境上都是十分合理的,而明代以来吴江桑树种植地区的经济大体具备了这一内容。他们以蚕沙和河泥为肥料培养桑基,“桑之下……以蚕沙……以沟池之泥田之肥土”[39]。蚕沙是养蚕的副产品,是蚕粪残桑和干燥材料等的混合物。饲养一张蚕种一般可得新鲜蚕沙五百至六百斤。蚕沙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氮、磷、钾等营养元素。一般蚕沙中含氮1.45%,磷0.25%,钾0.11%。因此,无论是直接将蚕沙返回桑基,还是撒入鱼塘都是十分经济的。河泥为河网地区桑基常用的泥土肥,历来受到重视,古人有“桑不兴,少河泥”的说法。河泥一般于秋冬季节铺施地面,以后结合耕地翻入土中;夏秋季节施用水河泥,则能起到保墒防旱,提高秋叶产量和质量的作用。1920年“江苏省立育蚕试验所关于吴江县栽桑调查报告”就明确指出:“施肥:河泥,……大都春秋行二回施肥。”[40]河泥不仅能给桑基增加养分以供桑树吸收,而且还给桑地填回新土,补益一年来雨淋土剥的损失,以及使土壤疏松以抵抗旱涝。因此,同属太湖南岸的湖州地区特别强调“罱泥”对桑树的作用[41],吴江地区的情形应大体相同。

关于明代以来江南经济的发展,中外学者都热衷于从社会或经济的角度加以探讨,尤其强调人口压力这一外在的因素,这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发现明代以来吴江农业结构的转变,是适应当地农业生态环境的变化的结果,而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正是在农业结构转变的基础上发生的。从明代盛泽绸市的脱颖而出,到今天盛泽东方丝绸市场的独领风骚,丝织业的生产和贸易长达五个世纪的繁荣局面,完全是以明代以来其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为依托而形成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不无启发,即建立一种适应于当地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是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1]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范烟桥:《吴江乡土志》民国六年。

  光绪《同里志》卷八《物产》。

  康熙《吴江县志》续编卷一《市镇》。

  乾隆《震泽县志》卷一《疆土》。

  乾隆《盛湖志·序》。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范烟桥:《吴江乡土志》民国六年。

  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

[10]  《吴江县蚕桑改良区二十三年工作报告》,江苏省建设厅:《江苏建设月刊》第二卷,第三期(蚕业专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

[11]  沈云:《盛湖竹枝词》卷下。

[12]  [明]庄元臣:《闵农》,道光《震泽镇志》卷十三《集诗》。

[13]  嘉靖《吴江县志》卷十三《风俗》。

[14]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

[15]  《吴江县蚕桑改良区二十三年工作报告》,江苏省建设厅:《江苏建设月刊》第二卷,第三期(蚕业专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

[16]  吴江县农民协会:《吴江县蚕桑情况调查》(1950年3月),《江苏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1952年。

[17]  光绪《平望续志》卷一《风俗》。

[18]  光绪《周庄镇志》卷四《风俗》。

[19]  道光《黄溪志》卷一《土产》。

[20]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乙2—2·57。

[21]  [明]王鏊:《震泽编》卷三《风俗》。

[22]  弘治元年《吴江县志》卷六《风俗》。

[23]  [康熙]翁澍:《具区志》卷十四《灾异》。

[24]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5]  龚高法等:《18世纪我国长江下游等地区的气候》,《地理研究》1983年第2期。

[26]  [明]王鏊:《震泽编》卷三《土产·风俗》。

[27]  [明]王鏊:《震泽编》卷三《土产·风俗》。

[28]  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193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

[29]  [清]《儒林六都志》上卷《土田》。

[30]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1]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2]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3]  道光《平望志》卷首《凡例》。

[34]  乾隆《吴江县志》卷一《疆土》。

[35]  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36]  [明]沈*[啓去口加山]:《吴江水考·水道考》。

[37]  1994年《吴江县志》第133页。

[38]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9]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40]  《江苏实业月志》第15期,第57页,1920年。

[41]  详见《沈氏农书》之《运田地法》,[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上卷,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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