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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

发布时间:2015-10-10 09:54

【 内容 提要】
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生态系统是指以文学活动为中心,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诸生态因素彼此关联、共振互动的一个整体。因此, 中国 古典诗歌 研究 ,无论是诗人主体研究、诗作本体研究还是诗群流派研究,都应该杜绝封闭自足的单一思维,而将之一一纳入特定时期的诗歌生态“互联网”中进行。文章通过具体例证, 分析 了诗歌生态诸因素的互动关系,并择其大端,结论为:要把握作品本体内在意蕴须以作者之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为参照系;反之,要具现作者的个体生态,则须从文本所体现的审美敏感区追踪出其生活敏感区;而要摸清一个流派构成的内在 规律 及其独特性,则须全面了解其代表性成员及其代表性文本的“互文本性”。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与文学一样都以人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因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借鉴生态学的视野、观念和 方法 ,不仅颇为必要,而且极有可能。文学生态学作为一种正日益引人注意的文学研究方法,是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作家生物圈出发,以系统 网络 的观点,全面分析各种生态环境(包括 自然 的、 社会 的、文化的)对作家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合言之,即文学主体生态(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生态系统)——的决定性 影响 ,进而研究文学主体生态对文学作品本体生态(即作品形态)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规律,以及文学家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与文学产生、存在和 发展 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文学生态学的核心内涵乃是把文学看成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的生态系统指的是以文学活动为中心,让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这些互相关联的因素,按逻辑序列做出动态组合的一个整体。其中,文学主体(包括作者与读者)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这“三态”之间有一种顺向合成与逆向笼盖的关系;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和文学作品形态——这“三态”之间,有一种顺向生成与逆向印证的关系。因而,不论是文本读解,或是主体考察,都只有将其统纳于这个系统中,才能求得较 科学 的结论。文学生态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这种彼此关联,构成了一条彼此衔接、互相吻合的生态长链,使文学生态具有复杂开阔、内涵丰富的特点,促使文学在八面来风的生态环境中强化文学主体与作品本体的生态功能,藉以提高特定文学生态系统的生态位。

由此亦可见,文学生态学的 理论 和方法对文学研究的其它理论和方法(如文学社会学、文学心 理学 、文学地理学、文学解读学等)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涵盖性,用这种研究思路进行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的本质还原和作品意蕴的深层掘发,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正可以走一条文学生态学途径,这条途径的起点是文本解读。本文拟从生态系统出发考察生态环境对创作主体——诗人、作品本体——文本、接受主体——读者的影响,以及这三者之间的交互制约,意在为以文学生态学为途径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方法作一个兼具实践操作意义的说明。

古典诗歌研究者历来将编撰诗人年谱、考证诗人生平、探究作品本事作为诗歌研究之基础和前提,这种原本不失为优良的传统曾几何时却备受 现代 派诟病甚至讥嘲。传统风尚固然有其拘泥不化、繁琐细碎之弊,然而,那种无视本源,一味从文本分析出发、排斥任何参照系的“新批评”风尚,无疑也不无偏颇。“新批评”的解读理论认为:“天下的好作品都是私生子,它们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它一生下来就脱离了作者而独自来到世上。” ① 如果将作为心灵载体的诗歌作品作这样的真空处理,那无异于凝滞了它原本流走的血脉、僵化了它原本蕴具的鲜活的生命力,而仅仅成为“为 艺术 而艺术”的供人玩赏的骨董。虽然,诗歌作品如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本身具有自足的审美价值;但封闭式的感知赏玩,毕竟只是诗歌学术研究徘徊于外围、悬浮于浅层的初步;把握作品的生成过程,亦即了解文学作品的原生态,无异于创设了一个触摸、体贴作者的有效空间和感受、体验作品的具体情境;只有步入其间,才能走近作者心灵、挖掘作品内蕴,从而挺进研究深度、提高研究层次。总之,任何作品都不是无父无母的私生子,它是创作主体在具体的生存状态之下由特定的精神心态酝酿孵化的。因而,研析创作主体——诗人,把握其生命的脉息和心灵的悸动,无疑是提高作品解读层次的中介。

由此看来,对主体的考察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绕不开的基础,而这场考察只有在文学生态系统中展开才能获得如期的成功。因为,真正属于心灵的创造,必然取决于生态的需要,正好比花开的形态,除了取决于种子的质性之外,离不开气候、环境、土壤的影响一样。诗人创造的需要除了来自于诗人自己的内在生命冲动外,更来自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三大生态环境对主体(作者、读者)的 制约作用中产生的生存需要。说具体一点,更来自于特定 时代 广大人民群众向宇宙人生的自然和社会人生的 政治 、 经济 、文化索取的生存需要。所以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若把一个诗人置于生态系统中去看其创作行为和文本意蕴,就意味着不能脱离生存环境——特别是社会大环境,以及受这大环境牵制的、由诗人自己和读者组成的文学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所怀有的包括审美理想在内的生态需要。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必须充分重视文学主体生态。首先是创作主体生态。它由诗人个体生态和与之相关联的群体生态以及统制一切个体与群体的国家生态系统组构而成。概括而言,创作主体生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个人履历表、家族文学链、闺阃生物圈、乡邦文化场、交游唱和群、国家“订货单”(即国家文化政策)等。其次是接受主体生态,它由接受者个体生态、群体生态以及与之相连的审美文化生态构成,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业内同仁群、师承授受链、情趣组合圈、社会关系网及信仰派系、党派团体等。如能对文学主体生态作这样深入的考察,那中国诗歌研究中的不少疑难 问题 就会有一个合乎事理的解说了。

为说明文本分析中主体生态考察的重要性,我们试着来解读下面这首诗——《逭鼠诗》:

鼠为穴虫总,至黠传往籍。品侪逐臭蝇,戾并含沙蜮。挟邪作奸利,如禾有蟊虫。要当屋梁伏,冀免铜丸掷。主人有闲斋,倦游事栖息。洒扫敞十弓,经帷敷片席,扈班与裘钟,各各令修饬。不知始何年,精鼩窟其侧。卜术惭仲能,须材负不律。忝号中书君,雄长金枷国。分无凭社威,粗具搬姜力。旁舍窥余蔬,邻厨艳残 炙 。耽耽历岁时,唧唧似谋画。一夕率其群,乘予出门隙,翻腾败瓶罂,沸乱到书册,触屏类穿墉,啮帐等裂帛——只期偷太仓,扰及扬云宅!有若古语云:“室怒而市色”。朝来入书堂,什器半狼籍。周观得其由,睢盱肯缄默?贪饕本天性,爰书不汝劾!顾予澹荡人,风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急思掘隧攻,酷拟迎猫食;或伺用鱼斗,或烧类地拍。叱呼社君前,肃听张汤磔。鼠若跽致词,无言对以臆:“我侪长于斯,空庑恣安适,饮水腹期满,拱穴计诚得。自子来摊书,致我形昼匿。由来盗憎主,此理讵难识?子书富填胸,利齿莫能蚀;子文颇光焰,寸目奚解测?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相奸固妄动,见怒亦量窄。曾闻千金弩,轻发良可惜。即令五技穷,岂复一钱值?况未公然来,对面为盗贼。推情更应恕,薰逐无乃刻!”俯思迪尔笑,挥手罢诃责。移我绳穿床,收我韦编《易》,逝将远去汝,诛茅室重辟。舍肉尚有余,庭虚任跳掷。舞门毋我猜,裹珠勿报德。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请学梁简文,留尘看行迹。

此诗文字极其晦涩,即便不说字字有来历,至少也是句句有出处。典故如此之多,出处如此之广,作者创作动因安在?目的指向若何?对于文本内涵,又该作何理解?可以说,如果脱离任何可供参照的创作背景而全凭“直觉感悟”(结构、完形、接受诸理论都以直觉感悟为前提),则难免只留下一个印象:文字游戏而已!或“鼠”患而已!或此“鼠”即彼“鼠”,与《诗经》里的“硕鼠”并无二致,只是一“黠”一“硕”之别罢了。至于“鼠”是实指还是象征,则就言人人殊了。而如若象征,象征谁何?更是智者仁者。因为不同的人眼里的鼠是可以不一样的。若将这首诗完全按“新批评”派那样作真空处理,那么,上面一连串问题的确会无由解决。在这里,如若我们试着为《逭鼠诗》的解读添注一个作者,并为之作一番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那么,原先直觉感悟所得的印象就会大为改观。

此诗作者为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人彭兆荪,诗写于嘉庆六年(1801)的江南。其时正是大部分江南士人为前此波赓浪叠的文字狱案震怖得心魂未定、噤口结舌、钻入故纸堆之际。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时空,颇具个性化特征的主体与这特定的时空相遭遇,碰撞出了特定的诗情,为我们解读此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参考 信息。

作为诗人的彭兆荪瓣香杜诗之沉郁顿挫,其总体诗风与老杜亦颇相类。他讲究比兴寄托,强调“毋无为而作”,因而绝不屑于将诗歌作为游戏的技艺、炫耀的工具。这种创作态度在他的《小谟觞馆诗集》卷六《寒夜题沈钦韩诗卷》七首之三中说得很明白:“古人咏史诗,一一皆有托。今人咏史诗,纷纷乃无着。徒抱炫学心,聊博时流愕。……令皆入歌诗,毋乃弹词若。欲探风骚原,先须体裁度。 一言以蔽之,毋无为而作。”在上题之五中彭兆荪曾自谓年轻时诗作“所嫌好奇博,不复勤簸扬。墨 渖 恣淋漓,心曲转微茫。”但《逭鼠诗》作于他“迷途返康庄”之后的晚年,自是“立言必根情,选字必撷芳”的。“吊诡其辞”,以怪异荒诞的形式,寓丰富深刻的内容,并以此达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② 的效果,这是彭兆荪常用的艺术手法。这种特点在《逭鼠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显豁。

诗写鼠与人的矛盾冲突及其结局,冲突的媒介是人的财产横遭鼠之破坏。这冲突绝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而有着深层的意味。

先来看看诗中的“鼠”。“鼠为穴虫总”,而作者要说的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它是北地的风鼠(精鼩),它戴金环枷(“雄长金枷国”),与一般的鼠面目不同。而且它也不具备一般的鼠通常有的用须髭尾毛制笔的作用(“须材负不律”、“忝号中书君”),即这鼠与风雅翰墨毫不相干。它没有什么本事(“粗具搬姜力”、“即令五技穷”),但凭社而贵(“分无凭社威”),昼潜夜出(“况未公然来,对面为盗贼”),尽干些含沙射影(“戾并含沙蜮”)、见人乱咬(“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颠倒黑白(“如盲昧黑白”)的勾当。再来看冲突的另一方“主人”。这是一个倦游幽隐的士人(“倦游事栖息”),日常以读书着述为事(“经帷敷片席”、“扈班与裘钟,各各令整饬”),自以为胸怀坦荡,不会卷入任何的诉讼纠纷之中(“顾予澹荡人,风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然而老鼠却破坏了他的家园。他很想来一番张汤磔鼠式的报复(“叱呼社君前,肃听张汤磔”),但最后却宽容作罢(“俯思尔笑,挥手罢诃责”),携着儒家典谟(“收我韦编《易》”),另觅乐土(“逝将远去汝,诛茅室重辟”),希望以淡出的姿态免灾避祸(“舞门勿我猜”),并以自己的宽容(“裹珠勿报德”)来赢得老鼠的痛悔和自新(“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至于冲突的原因,则此“鼠”已说得很清楚,是因“自子来摊书,致我形昼匿。由来盗憎主,此理讵难识?子书富填胸,利齿莫能蚀;子文颇光焰,寸目奚解测?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

至此,我们已不难感受到,诗中所写实为与“鼠辈”有着相似行为方式的人对于知识者、文化人的骚扰与迫害。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还是远远不够的!文本本身所提供的诗情信息,若与创作主体所处的特定时空及由此时空决定的特定心态相结合,则诗中作为异类的鼠的意象之对于作为异族(生于“金枷国”)而入主华夏的文字案狱的酿造者和****毁书政策的颁布者及其帮凶(“若国狗耳”者)的隐射可谓历历可辨。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隐曲而又生动地描述文字狱案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及文化政策的策划、出笼和影响,并给予狱案的制造者和政策的施行者以辛辣的嘲讽和挖苦,这在同时代的诗人中,不说绝无,也是仅有。然而,文字狱案的威慑,文化政策的高压,是当时文人生存的总体状态,而彭兆荪独有这样的诗歌作品,何者?这又取决于彭氏在社会总体生态下的个体微观生态。不考察诗人的微观生态而纯用所谓“没有姓名的艺术史”理论,是无法解释富于个性的艺术现象的。彭兆荪为骈文名家,学养有素,玩汉字组合的魔方自有其超乎常人的技巧。《逭鼠诗》创构于作者由塞北而迁江南之后。江南士人为清代各种狱案打击的主要对象,虽然彭氏南迁时文字狱案已近尾声,但生于江南长于塞北的诗人还是能明显感受到南北空气自由度的差异。一方面,诗人要发泄对异族残酷统治政策的强烈愤慨之情;另一方面又不便把发自内心的生命冲动毫无摭掩地表现出来,于是就发挥起他玩汉字组合魔方的专长,写下了这首内蕴丰富的寓言体诗歌。全作采用了大量口语和典故,叫人一时莫名其所以。但若对此略加索隐,便会让人会然于心,知其妙处。如“须才负不律”、“忝号中书君”中,“不律”或为“笔”之缓读,或通常有贬义,指无规矩不守法之人;“中书君”既可以是笔的代称,也可以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机构(中书)中秉承君主之意掌文翰、发号令之官员;“忝”意谓羞愧,“忝号中书君”令人自然想起《尚书·尧典》中“否德,忝帝位”之语。有巧用多义词的,如“本无凭社威”、“叱呼社君前”中,“社”可指神社,也可指社稷,“社君”既可指主社稷的君主,也可以是老鼠的别称,即所谓“城狐社鼠”,进而引申为仗势作恶之人。还有妙用同义词的,如“予若国狗耳”的“国狗”,语出《左传》,其中襄公十二年曰:“长木之毙,无不也;国狗之,无不噬也”;“国狗”一词在同书襄公十七年中,径作“狗”、“狂犬”;而诗中典故的妙用更在于信息含量的丰富,如“穿墉”,表面看来是袭用《诗》中“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之意,但事实上 却同时蕴含着同诗后半“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的诉讼纠纷之意;而“凭社”一词,除了“鼠凭社贵”之意外,也自然令人连类而及《晏子春秋》中晏子关于“国之社鼠”的比喻 ③ 。这些词,或借音,或借形,或隐括省略,皆语带双关,义有兼具,冷峻凌厉,利用汉字组合的魔方,虚虚实实,时隐时显,暗寓着创作主体对国家最高统治者偏狭疯狂的文化****统治的斥责。诗末直接借用了《硕鼠》篇中的“逝将远去汝”一句,但两诗作者“去”时的心态是不同的:一是深受剥削的贫民在“毋食我黍”的哀哀求告之后无可奈何,怀着乌托邦幻想,决绝而去;一是深受屠戮威胁、面对残破家园,而仍怀“政治良心”的士人临行也不忘捎上儒家典谟,心怀沉痛地发出“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的讽喻,迟迟疑疑地离去。我们只有在认清了嘉道时期总体文化生态之后,进一步充分认识创作主体对清统治者及其文字狱案所抱的激愤态度,挖掘出了这样的个体微观生态,才能体察《逭鼠诗》丰富的诗情信息和社会意蕴,从而与历朝历代不同作家的同类作品(如《诗·硕鼠》、后魏卢元明《剧鼠赋》、唐陆龟蒙《记稻鼠》、宋王禹偁《竹□》、宋苏轼《黠鼠赋》、宋李纲《蓄猫说》)相区别,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直觉兴会下目该诗为文字游戏的皮相的感悟。

再看文学主体生态中的接受主体生态。彭兆荪何以敢、何以能把这样“悖逆”的诗付诸枣梨,任其流传?这是同当时有一大批与彭氏处于同一审美生态位的读者的认同和接受分不开的。《逭鼠诗》系彭氏生前由其“友生”刊刻流传。这些靠师承关系、信仰派系、情趣圈子组合成的“友生”,以其独特的接受主体生态环境——尤其是其中的感情共鸣,并凭仗着诗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迷彩效应,对此诗作出了无惧杀身之祸的热情支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首晦涩难懂的寓言诗的本义了:它是文明与野蛮、在野与在朝两股势力的对抗,结果以在野的文明力量暂时隐忍退让为结局,但隐退者仍怀有复兴的希望。

由此可见,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始终是作品文本解读的参照系!而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作品本体的考察确实也存在一种就文本论文本的封闭式倾向,这就难免出现文本误读的情况。提倡文学生态学,把文本置于文学主体生态系统中来考察,是使作品本体研究走上正途的有效策略。

通过对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固然是以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途径,但同样也可以通过对作品本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主体生态的理解。这是以文学生态学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尤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其突破口,则是探求作品本体生态系统。

作品本体生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本的内在尺度、文本的意象群落和文本的传达功能。

从文本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大意谓从作品追究诗人人品。所谓文本的内在尺度,实指创作过程中把主题思路、情感色调、艺术层次等方面交融得有机而匀称的作品建构标准。所谓生态位,是指一定的生物物种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所占有的独特位置。文学生态学要求从作品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这实际上看的是综合文本各因素而得的创作总体格局在主体生态系统结构中的独特位置。的确,诗人的创作生态位必须从作品的总体格局中去把握。我们说诗史即心史、诗歌是诗人心灵的载体,意思也就是说从诗歌文本中可以看出诗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审美趣味,而这一切构成了一个诗人独特的创作生态位。

从文本的意象群落看主体的审美敏感区,是通过作品研究一个诗人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的重要依据。所谓意象群落指的是综合一个成熟诗人的主要作品而获得的基本意象经过延展和组合而形成的意象系列。诗是通过意象来抒情的。一个诗人的主要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几个意象就是基本意象,它们可以向周边联类延展,如“夕阳”为韦庄诗的基本意象,由这个意象又可以联类而及“晚钟”、“流水”、“落花”、“暮角”、“衰草”等意象,又可以延伸而衍展出“残月”、“梦”、“秋”、“愁”等意象,那就在创作生态中形成了一个意象系列,在文本构成中也就出现了一个个意象群落。一个成熟的诗人所拥有的基本意象,从现实生态角度看,实属诗人生存状态中的生活敏感区;从文学生态角度看,则实属诗人心理状态中的审美敏感区;而在一个创作 生态系统中,主体的意识和存在是相互作用的。诗人凭自发或自觉的意识投入生活,形成自己的生活敏感区;又自发或自觉地在这生活敏感区中经长年的审美体验而获得自己的审美敏感区。由此可见,从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追踪到主体的独特的审美意识及其对生活作审美概括的规律、对世界作审美把握的程度。也就是说,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显示主体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

从文本的传达功能看主体的节律感应度是通过作品研究诗人之抒情灵商(相应于“智商”)的重要依据。所谓传达功能,指文本构成中语言意象化与结构象征化相交融的诗情信息传达形式所要求的灵敏性能。节律感应是针对节奏律动而言的。节奏之于诗,既是其外形,又是其生命。宇宙内的存在物没有一种是僵死的,那是因为都有一种节奏——也可以说是生命在里面流贯着。诗人应该从一切仿佛死的东西里感应出生命,从一切似乎平板的东西里感应出节奏。这样的节奏——或者节律感应,其实就是一种对情绪消长的特殊感应——这种特殊感应首先总是停留在内在情绪中,随后通过一串串疏密有间的意象化语言和一个个层次分明的象征性结构交融而成的形式显示出来,这就是情调。这种情调用外在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表现出来,就是音调。因此,从作品的由意象化语言、象征性结构以及抑扬顿挫、铿锵有致的韵律所形成的传达功能中,可以追踪到主体在创作生态中对情调和音调所特具的节律感应内容和产生这种感应的心理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是感觉范畴的,也可以是超越感觉的灵觉。显然这场追踪可以直达主体创作生态系统中的抒情灵商。

总之,包含以上三个方面的作品本体生态系统,相应地透现出了由三个层次组成的创作主体生态结构。这个结构显示为主体从人生境界推延到美学趣味,再进而推延到感知素质——这样的逻辑递进关系。这关系的两极是创作主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其间又以审美活动为中介而显示出双向交流。考察了这种逻辑递进并相互交流的关系,就可较全面也较真实地见出主体的生态特征。下面我们就试着凭这样的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来考察中国诗歌史上一位颇为独特的诗人。

李商隐的《无题》诗,历来为人瞩目和称颂。但它们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诗,莫衷一是。有人认为那是李商隐情场屡次受挫后,在失意心态下写的艳情诗;也有人认为那是他奔走于牛李两党之间,在 政治 斗争中两不讨好、仕途失意之际写的托喻诗。这些都促使历来的 研究 者专从《无题》诗出发索隐李商隐的人生经历。典型的一例是周振甫。他在《 中国 历代着名文学家评传·李商隐》里,把《无题》中的下述五首全看成是托喻。如对李商隐“入京未补太学博士”时“借住在令狐家里所写”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作了这样的理解:“第一首说令狐不来,五更上朝前派人催商隐有所书写。金翡翠指住处陈设华丽。蓬山指翰林院,恨己不能进入翰林院。次首轻雷指令狐车声归来,虽金蟾衔锁,亦将烧香透入,正写迫切陈情;贾氏爱少年,宓妃爱才华,说明己非其人,己不为所爱,相思只成灰而已,见得令狐不肯汲引。”对《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他也采用同样的思路来理解:“末联说蓬山近,指离翰林院不远,希望令狐推荐。虽他已很难相见,但缠绵之情,剑死方了。”至于《无题二首》,则更是按此思路发挥:“他去东川以前,跟令狐告别,住在令狐家,又写了《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重帏深下莫愁堂)。首言‘车走雷声’是令狐归而不得见,直到烛暗下来,只能跟柳仲郢去西南。次言不寐凝思,空斋无侣。难禁风波,难赏桂香。虽相思无益,终抱痴情。在临走时,还在想令狐的援引,希望进入翰林院。” ④ 类此 分析 只是采取了最简单的互证法:拿主体片段的人生经历,凭想象硬套在文本某几个孤立的意象组合体上,赋予各个孤立的意象组合体以托喻的特权,再反过来印证主体片段人生经历。这样做可谓把香草美人的托喻传统滥用了。这种研究既没有深究文本的内在尺度所显示的主体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审美趣味,也没有细味文本的意象群落所呈现的主体审美敏感区之类型,更遑论从文本传达功能看主体节律感应度了。此类现象反映出一个 问题 :研究者没有建立起创作主体和作品本体的生态系统,并将其纳入整个文学生态系统中去作考察。如此,失误在所难免。

上述五首《无题》诗可谓李商隐诗歌之代表作,体现了李商隐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因此,从中可以概括出李商隐诗所特具的内在尺度、意象群落和传达功能。

首先,这五首《无题》诗都具有文本构成独特 的内在尺度,这主要表现为主题思路的一致,即忠实于人性的 自然 表现。按这条思路展开,可以将上述五首《无题》诗所抒发的男女相爱无门的苦恋之情置于如下一个生态结构中:“原我”欲从“自我”的控制下挣扎出来,以争取两心相契;但因这种完美境界不能达到,使主体对真实的生命价值是否存在也发生了怀疑,以致作出炙心的拷问。在“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原我”与“自我”尖锐的冲突中,主体让“原我”把本能充分地发泄,并以此来显示这场拷问的震撼人心。反映在情感的激情化特征上,则显示为“原我”的本能狂乱的奔突与“自我”的 社会 规范残忍的压抑相交织的生命焦虑。如果说“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是希望中的绝望——一片生涯茫然,那么“曾是寂寞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则是绝望中的希望——一片生存饥渴。这样的诗的确处处闪烁着心境的焦虑。至于“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则更把焦虑提升为人生 哲学 的无奈了。就 艺术 层次看,在《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里,显示出从“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这一经验人生的现实困顿,向“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一超验人生的灵界大虚无作空茫而神秘的宿命转型。这里有着形而上感受信息的象征性表现。所以,《无题》以坚持人性本色的人生态度、世俗超越的思想境界和形式超验的灵境感召,为李商隐定出了如下一个创作生态位:不屑于奔逐朝市追求利禄,耽爱于超然尘俗浪迹心灵。

其次,这五首《无题》诗,意象群落所显示的生活敏感区是集中而有机地串联在一起的。其中的“夜”写得最多也显示得最集中。由“夜”派生出来的生活敏感区计有“卧后清宵细细长”、“碧文圆顶夜深缝”、“月斜楼上五更钟”、“夜吟应觉月光寒”等诗句中对“夜”的意象化表现。由“夜”派生出来的还有如下几个生活敏感区:“月”——有“月斜楼上五更钟”、“夜吟应觉月光寒”等;“卧房”——包括一系列卧房用品,计有“晓镜但愁云鬓改”的“晓镜”,“蜡照半笼金翡翠”中的灯罩“金翡翠”,“宓妃留枕魏王才”中的“枕”,“凤尾香罗薄几重”中的凤尾香罗锦被,“碧文圆顶夜深缝”中的碧天圆顶罗帐,“重帏深下莫愁堂”中的帏帐等;“蜡烛”——计有“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寸相思一寸灰”(“灰”当指“蜡炬成灰”的“灰”)等;“女性”——计有“晓镜但愁云鬓改”中的“云鬓改”者,“小姑居处本无郎”中的“小姑”,以及“贾氏”、“宓妃”、“神女”等。综上所举当可以看出:这五首《无题》诗中不时出现的幽夜、明月、卧房、蜡烛、女郎,均属李商隐的生活敏感区,而它们之间因类的关联而形成的意象群落,在诗中反复使用,也就进一步表明它们实属主体生态中的审美敏感区。李商隐在其生态系统中之所以如此耽爱这几个审美敏感区,不正验证了他作为诗人具有阴柔之美的审美性格、女性化的生态位和耽爱幽渺、宁静的精神心态特征吗?这样的精神心态和由此延伸出来的人生追求,与浮躁的现实世界中争利禄于朝市者的人生追求相距实在太远、太格格不入了。

再看这五首《无题》诗的表达功能。在这些诗中,李商隐特具的表达功能生态系统,在创作中能发挥核心功能的,是致力于“月斜楼上五更钟”的感发活动。正是这月斜西楼五更梆沉时分,“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由残梦遗留的幻思于烛影摇曳中放飞远去,换来的却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一生命愁绪的宿命萦回。于是在李商隐的创作生态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创作心理机制,这个机制是以似真似幻的梦为动能的。五首《无题》诗中,“来是空言去绝踪”的梦带出了忽近忽远的“蓬山”,“蓬山”上若有若无的楼阁,楼阁临窗处时隐时现的“贾氏”、“宓妃”、“莫愁”、“神女”,而欲去殷勤探看的“青鸟”始终也抵达不了这个圣境,只能哀叹“神女生涯原是梦”。这道出李商隐的诗情信息始终是框在从梦的实有出发到梦的虚无结束——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功能结构中传达出来的。这个功能结构作用于作品本体生态系统的,乃是“希望●幻灭●再希望●再幻灭……”的情感流态,并在意象组合的文本抒情表现中得以落实。就这五首《无题》诗意象群落的组合看,《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由前六行表虚无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实有的意象逆折;《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由前六行表实有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虚无的意象逆折;《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则由前六行表虚无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 更大虚无的意象递进。总之,五首《无题》的文本生态都显示为“虚无中的实有”或“实有中的虚无”,甚至“虚无中的更虚无”。其中,“虚无中的实有”反映出主体创作生态中情绪内在律属“扬”的节奏感,而“实有中的虚无”与“虚无中的更虚无”则反映出其情绪内在律属“抑”的节奏感。如果说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李商隐从楚太原幕时写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结束的二句显示出全诗还具有“虚无中的实有”或“绝望中的希望”,让情绪内在律还显示“扬”的节奏感的话,那么这以后——翌年写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以“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结束的二句表现为对“蓬山此去无多路”的否定,显示出“虚无中的更虚无”或“绝望中的更绝望”,情绪内在律无疑属“抑”的节奏感。这以后写的其它三首《无题》也都是“实有中的虚无”,显示出“抑”的节奏感。可见从这几首《无题》诗的总体情绪流态看,是从幻美到幻灭的,情绪内在律也无疑表现为“扬抑”格。先扬而后抑的节奏是沉静人的,故从这五首《无题》诗中可见李商隐创作生态中的节律感应是沉静型的,富有超然于世俗荣禄而耽于作生态大虚无凝想的精神心态特质。

至此,我们可以对上引关于五首《无题》诗处处体现为李商隐奔走于两党之间、为获得一官半职而献媚于令狐的说法下一断语:那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不符合李商隐的生态位。

当然,欲明辨对李商隐社会经历与人生境界的误识可以走多条途径,如傅璇琮在《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⑤ 中,就运用 历史 考证法,得出结论:“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功名仕途者、依迷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这无疑是对的,但若以诗为心声论,那么着眼于李氏的作品,从文本出发深入考察主体的生态系统,从中透视主体创作的生态结构,并为这位诗人的悲剧人生提供一份“心史”之佐证,则也不失为一条同样行之有效的途径。

这就是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对创作主体的考察欲求深入,也离不开文学生态学途径。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尤其需要采用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的,是流派研究。

我们知道:包括自然、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大生态环境具有绝对的笼盖性,任何一个个体生态系统都必须自我调节以与之相适应。个体生态系统的这种独特的适应过程其实也是群体生态系统的调节过程。文学生态系统亦如之。一方面,文学主体个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美学趣味、艺术宗尚等,会随着三大生态环境不平衡的变迁,而调整自身格局和相互关系;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 影响 与调整,能促使文学主体的个人之间因心性气质的相近而产生文学格局的某种认同。这就使在特定的文学生态下产生特有的文学群体和流派有了基础。当然,这个基础对群体和流派的形成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还必须在各个主体之间寻找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互文本性”。所谓“互文本性”指的是处在同一个文学生态中的作家(或诗人)都能以认同对方及其作品为前提,使自己的角色从创作主体兼而为接受主体,使得看来各自独立的文学主体发生生态关联,并进而使其作品本体既各具风貌,又互济共生,以此构成一个特定的文学群落,并呈现出一道由群落中的个体共同挥就的文学风景。这样,凭依“互文本性”的中介作用,文学群体和流派也就自然而然地摇首而出。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文学群落的形成和文学流派的产生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共同的生态环境对文学生态的影响会导致主体间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共识,这共识是文学流派产生的前提,体现为构成流派的作家至少都是有着相近文学趣味的群体成员。在群体文学生态系统中,创作主体之间的认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既互认为自己是对方的读者——接受主体,又互认为自己就是对方的作者——创作主体。这是走向相互认同的必由之路。其中的关键,则是互为接受主体。具备了这一点,也就具备了文学流派产生的基础;而要真正具备这一点,条件则是必须有一个文本交流的园地——聚会、唱和,书简往还、别集交流,以及系列丛书、群体合集的刊刻。另一种是:由“互文本性”效应产生的文学生态关联作用形成的文学群落,对文学流派的确立有决定性的意义,具现为构成群落的个体作家们已在其作品本体生态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显示出同一类美学风格。总之,文学生态学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作家生物圈出 发,以系统 网络 的观点,既注重三大生态环境——包括由此推延出来的种族、宗族、家庭、生命、地域、交际圈、 时代 等的生态环境,对作家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心态的决定性影响,又不忽视创作主体、作品本体和接受主体在文学生态系统中的互动关系,认为唯其如此,文学方能正式形成流派。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的群体和流派研究,也只有遵循这样的文学生态学途径,才能深入。

这里试以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为例,来作一番文学生态学的考察。

清代嘉道时期的江南寒士诗群是受当时生态大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当然,这并不否定寒士诗人代不乏人且所在皆有,只不过清代寒士诗群人数更众,且有鲜明的江南地域色彩和衰世时代特征。若对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所录诗人作一个地域分布统计,我们会发现清代寒士诗人江南占了泰半。何者?这是与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赋予江南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分不开的。诗人之为人,难免受其所处地理景观的陶冶,各种类型的诗作莫不是特定的地理景观熏染陶育之下作家特定心性气质的反映。“杏花春雨江南”以绮丽景致细腻温雅了一代代的江南文人,赋予江南人以特有的、包括尚文、享乐、仕进、隐逸等为表征的区域文化心理。这些心理气质氤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熏习其中的江南人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注重当下的世俗生活情趣,崇尚修饰,讲究艺术品味。于是,这种区域文化心理与区域文化构成特质合成了江南文人群体生态的重要 内容 。两者相互推演,相互激荡,组构成特有的文学生态,孕育了江南文学的群体风格。其中,尤以寒士的个人抒情诗最能显示此特征。同时,江南寒士的群体生态在清代嘉道时期又烙上了新的时代的印记。此前,生活条件相对优裕的江南汉族士人,因执着于“夷夏大防”或畏惧于政治高压而产生消极抗争的退隐心理,其消磨心智的重要一途是钻入故纸堆中讨生活,因而导致“朴学”盛行,考据成癖,诗坛就整体而言也就冲淡了言志抒情、表现出崇尚虚无的诗美追求。而此际,夷夏观念已趋淡漠,文字狱案也渐缓解,士人重又回归到挤挤攘攘的科举之途。其中不少人就因功名无望而对仕进心灰意冷,又因生活艰难而无法退隐到故纸堆中,但他们却也因科举而接受过严格的诗歌培训,从而成为寒士诗人。这些人由于心性散淡、甘苦备尝而在创作中体现出人性真实抒情的倾向。于是,重清远的神韵诗、重雅正的格调诗、重考据的肌理诗、重程式的试帖诗渐渐淡出诗坛。因此,作为一个大的生态环境,嘉道时期是清代世道人心的转折期,反映着社会演变的文学,也正发生着由古代到近代的演变。这是个盛世的讴歌声渐渐消失的时代,这是个需要寒士诗人“鸣其不平”的时代,在诗歌王国中,这是个寒士诗人的时代。国家不幸诗家幸,寒士诗人因相同的命运自然而然地结成群体,并通过集体结社、群体联吟等等诗歌活动而渐渐地有了自觉的以诗抗衡社会的群体意识。因此,这一时期江南寒士诗群既显示出因生态的困顿而在心态上或狂或狷或耿或介或雅或俗的特点,又因他们生存际遇的隐幽沉沦,而使其创作也更具生活真实性,更富现实包容量,更显艺术感染力。另外,此期的寒士诗群还因谋生方式的变化而与幕客文化息息相关,更因生活情趣的注重而颇受闺阁文化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此期寒士诗人和诗歌个体生态、群体生态、生态系统的特殊而又重要的内容。其中,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闺阁文化对江南寒士诗群的影响。

闺阁文化作为江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生态之一种,在嘉道时期的江南——尤其苏杭一带,文化家族之间,地方才士之间,往往因联姻而有戚谊。姻亲网络在地域文化的创建中所起的作用颇令人瞩目。首先,这些以才学相矜尚的才士之间原本就是同气相求的同道;其次,这些人在姻缘的红线贯串之下,自具某种凝聚力;再次,网络内的姻亲们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活跃并升华了地方文化建设。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群落,特别讲究诗化人生,群体的诗性文化氛围也往往特别浓郁。而闺阁诗人既是个体寒士诗意人生的伴侣,又是寒士群体活动的热心襄助者和参与者,更以其敏锐细腻的心灵体察着寒士的才情和际遇,发为由衷的赞赏与真切的同情,故而被落寞之士引为知音和知己,成为这些零落散处的寒士们凝聚胶合的粘性因子之一种,也成了这一生意略显暗淡的社会群落的足以感发人心的鲜亮的点缀。

以上种种,使清代嘉道时期的江南寒士诗群终于获得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以下三个方面的有机组合:

首先,江南寒士诗人相互间大都怀有“嘤其鸣 矣,求其友声”的内驱力,从而建立起了一种诗学知己式的生态关联。如这个诗群中三位代表诗人郭麐、彭兆荪、姚椿,其生存状态就很有一致之处,即都是科场失意之人,后又都做过幕僚,由此带来的是三人精神心态的某些相似。于是同处于此种境地的人之间就有了惺惺之惜 ⑥ 。这种相知相惜之情是一种不仅仅拘于诗文风格也不关乎个人功利的心灵底蕴的融合。寒士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求其友声”,相互支持以跨越这道沟坎,克服因此而产生的心理障碍。

其次,这些寒士诗人大都以双重身份出现在同一个主体生态关系中,他们既是创作主体,又是接受主体,藉以达到接受他人影响又影响他人的目的。他们互认自己是对方的接受者,这种相互虚心接纳对方的态度,使他们自发地形成一种群落意识。他们既聚会、唱和、联吟,相互切蹉诗艺,同时又辑刊同仁诗集,如郭频伽辑《碎金集》,朱春生辑《吉光片羽集》,蒋伯生辑《秋唱集》等。类此工作莫不对江南寒士诗群起了巩固与壮大的促进作用。

再次,江南寒士诗群真正的凝聚力在于充分发挥互文本性效应。这集中表现在这个诗群的作品本体几乎不约而同地经常出现两大抒情主题:一、抒发自己穷困潦倒的生存状态。如在郭麐的《灵芬馆诗》二集中,处处可见如下抒情:“未亡弱妹期年妇,垂老女媭七岁儿”之恸家门不幸;“一寸烛随乡梦短,二分月为旅人寒”之诉羁旅乡愁;“屋低起立轩碍眉,窗暗摊书墨生鼻”之状居室湫隘,等等。再如彭兆荪,他曾是个铁血男儿,早年在《兵车行》中高唱:“三边健儿好身手,金印须当觅如斗”;而在游幕时期,所吐属的则尽是“逢迎讵乏贤,摧折气终下”之类的抑郁之苦;而到后来在《悼亡》诗中竟唱道:“以此报卿卿许否?佛烟禅榻送生涯”,苦度人生的感慨则更其沉痛。二、江南寒士诗群还普遍流行一个很新颖的抒情主题:追求个性精神。朱在《物我》中说:“相看梁上燕,未肯傍人飞”。这可谓最具代表性。个性精神的追求还显示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抒唱超凡脱俗、神与物游的灵性自由。如任兆麟是一个特别向往神与物游的诗人,在他的诗中,“云”的意象出现的频率极高,且意态纷呈,如“云自无心水自闲”、“云水悠悠神与遇”,可谓其诗心最好的说明。而彭兆荪则标榜个性独立,他自道为诗为人的态度有两个名句:“我似流莺随意啭,花前不管有人听!”这无异于不随流俗、张扬个性的宣言。其次是江南寒士诗群对于情爱已开始作真实的抒唱。如寒士的闺中诗侣就曾轻吟:“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这颇换得了寒士诗人“青衫未脱庸非福,红粉能怜倘是才”的心灵的餍足与心理的平衡。汪彦周在《慰甘亭悼亡》中说彭兆荪对爱情的执着是一种“万劫难空情世界”的追求。是的,这一批江南寒士诗群由于有闺阁诗侣的人生情趣渗透,较自由地抒唱情爱已成诗坛风尚,这虽引来了一批封建卫道之士的侧目,但他们依旧我行我素。郭在《甘亭见赠五言诗五章如数答之》中有句曰:“情多每恨儿女态,遇穷或出危苦词”,这显然是把这个诗群抒发穷困潦倒之哀苦和个性自由之渴求,概括地表达了出来,于是也可见出这批江南寒士诗人“互文本性”的存在。当然,除主题情绪的表现显示出他们的“互文本性”以外,这些诗人的那种与女性修养相通的“软性”诗艺修养特色也为“互文本性”增添了色彩。那就是:江南寒士诗群因着和闺中诗侣的唱和切磋而颇具女性化的抒情风格:纤巧、细腻、性灵……满纸的柔媚,较少的清刚,又绝无峨冠博带、故作雍容的缙绅气,却在真切的吟唱中颇显深情摇曳、活泼灵动,从而使性灵末流率意滑易的颓靡诗风也因灌注了真情实感而略显生机。以上种种,强化了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的“互文本性”,也强化了这一诗群的内在凝聚力。

这也说明: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系统,必然会使文学群体和流派更呈独特的风采,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群体和流派,必然会使文学生态系统更显完整。

结  语

这一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的考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无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体研究,或者作品的本体研究,都必须纳入特定时期的文学生态系统中去进行。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我们才会发现,诗歌主体生态或者作品本体生态之间有着特定的诗歌生态关联。而这种生态关联又必然要和由自然(宇宙)、社会、文化三个层次有机构成的生态环境建立“互联网”,并发生互动关系。这场宏观的互动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着特定的文学生态系统所派生的三个子系统:文学主体、作品本体和诗群流派,且藉这三者在生态关联中显示的人生态度、政治观念、审美趣味来确立这一阶段诗歌现象的独特生态位。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只满足于考证诗人生平经历、只关注于编撰创作年谱、只醉心于作唯文本构成考察等封闭自足的研究弊端得以避免;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在纳入文学生态系统作全方位探求中获得学术的深化。

注释

①转引自曹明海《文学解读学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②《小谟觞馆诗集》卷二有《拟新乐府六首》,其序有曰:“独爱乐天、文昌、仲初诸新乐府,比事类情,长于讽喻……暇时偶有闻见,辄效为之,仅得六首。中间或吊诡其辞,要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若以为元叔嫉邪、刘四骂人,则吾岂敢。”

③《晏子春秋》曰:“景公问晏子:‘治国何患?’对曰:‘社鼠者不可薰,不可灌。君之左右,出卖寒热,入则比周,此国之社鼠也。”

④上引俱见《中国历代着名文学家评传》(隋唐五代卷)周振甫撰《李商隐》,山东 教育 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687页。

⑤《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⑥参笔者关于清代寒士诗群系列论文中相关篇目,如《彭兆荪的不世诗情》、《郭其人其诗》、《任兆麟及其清思雅韵》、《姚椿雅正诗心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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